陈纳德原本是美国的退伍上尉，因其飞行经验丰富，观点独特得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赏识。蒋介石为了发展空军，特意去陈纳德的家乡将他请到中国来担任宋美龄（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顾问。

    1937年7月7日抗战正式爆发后，陈纳德自愿为中国服务，招募飞行员并组成中国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参加了淞沪会战。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驻昆期间，陈纳德同云南省主席龙云将军合作得很好。之后至1940年，陈纳德协助中国仅余的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军。

    1940年，苏联与日本在远东的关系出现缓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亦从中国撤走。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到美国寻求援助。在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年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政策亦渐趋强硬，于是赞成陈纳德为中国组建空军——在这之前，由于美国有部分人担心“飞虎队”的存在可能影响日美关系，因此罗斯福总统反对陈纳德的“过激”行为，甚至想在军事法庭审判他。

    不过当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已经不能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了。美国不得不通过了援助盟国武器的租借法案，为中国提供一百架P-40战斗机;同时又准许退役或备役的美军到中国参加志愿队对日作战。

    陈纳德的思维与众不同，当空军都以轰炸机为发展的主流和攻击重心的时候，他就认为强击机能够发挥出比轰炸机更大的作战效能。因此，陈纳德不断的要求上级增加第十四航空队作战飞机的数量，以期将中国战区的制空权紧握手中。再以空中的绝对优势对地面来犯之敌予以秋风扫落叶一般的疯狂打击。由于对现代战争的理解，陈纳德知道空军的重要性是肯定位于陆军之上的。所以陈纳德将军不断建议扩充驻华空军的实力却未获批准。

    陈纳德将军还希望美军加大“驼峰空运”的数量，以期缓解重庆方面后援补给的压力，但是这一条具有速效的建议却被一心为自己在缅甸打出功名的史迪威所阻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步兵至上的攻击思想依然主导着史迪威的头脑，史迪威认为只要保持旺盛的攻击态势就能够凭借地面部队轻而易举地收复仰光，从而保障中南半岛作为中国战区的补给大后方。于是史迪威便将陈纳德的建议置若罔闻。

    1943年8月14日，陈纳德又提出了国军伞兵的建军计划，计划以当时国军第五军特务营为核心基干成立。而他的直接上司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德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亦不认可陈纳德的意见，认为与其花时间、精力组建一支空投敌后的作战部队，还不如强化当前的各个地面部队来的迅捷有效。于是，一直到1944年1月1日，国军伞兵“鸿翔部队”才宣告正式成立。

    由于史迪威是陆军出身，难免先入为主的将战略优先发展的重点放在了组建强大的地面部队上来。对于空军作用认识的严重不足，使得史迪威对改编国军现有陆军部队颇为费心，而对国军空军的发展则并无太大兴趣。在改编部队的过程中，史迪威对国军的兵员素质及腐朽的管理机制大感头痛。

    史迪威发现中国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如果经过一番刻苦训练，细心栽培，肯定能够迅速的形成战斗力。可是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欺上瞒下，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的现象极为普遍，有这些害群之马在军队中捣乱，难以确保军令的有效执行。史迪威经常比较重庆方面与延安方面的治军之道，觉得延安的治军原则更加符合自己的口味。甚至时常萌发出一种私自跑到延安去体会朱德、毛泽东等人如何治军的感觉。

    在对中国官兵战力的了解上，许多战时来华的外国友人，都有着及其相似的结论：即中国的兵都是好兵，可是军官的素质则是良莠不齐。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认为，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但不幸的是，战时国民党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缺乏食物和装备是导致战时国民党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

    国军士兵们经常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的不到位，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民党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们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另者，前线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能及时救治而致死者占战死者的大多数。

    而兵役管理不当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的民众”，并承认“兵役管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乎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在国民党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表现出人多势众就达到目的了”。国民党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了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3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标尺与目测距离。因此，国民党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扳乱放，毫无目标可言。

    国民党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此举无异于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而投掷手榴弹，则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拾起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民党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民党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民党军的弹药。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是国民党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民党军致胜最有把握的方法。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民党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二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本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国民党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与日军交战毫无胜算，导致了一触即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