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28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会上报告鄂南敌情，认为“此番最显著之迹象，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中国战场（除滇西、滇南外）现约有敌军34个师团，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而以此次北战场战役观之，我指挥与战斗能力均见减低，此层至堪忧虑”。蒋介石对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认同。

    5月29日，军委会最高幕僚会议继续讨论湘鄂战局。与会诸人绝大多数都认为粤汉线势必失守，皆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并以为北战场反攻已是不大可能，与其徒作牺牲，不若抽撤整理。唯有徐永昌、封少君力排众议，认为湘桂路地形易攻难守，应先于粤汉路部署抵抗和苦斗；北战场方面，仍须积极反攻，否则节节败退，抗战前途实堪忧虑。

    参与此次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的与会人员包括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部部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后勤部等）、侍从室主任、海军总司令、航空委员会主任、军法执行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等。他们大多主张放弃粤汉线的抵抗，显然已经对粤汉线的仓促防守失去信心。如果退守湘桂路，便可以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从各方调集兵力，在桂林附近组织决战，或有致胜的希望；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对进攻者来说，如同橡皮条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可能绷折。退至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就有这样的优势。白崇禧力持这一主张。而封少君主张于粤汉路节节抵抗，一方面是激于义愤，同时也有他的战略考量。

    军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达到保障日本本土运输给养的目的。而徐永昌对日军欲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判断日军的企图是“欲打击我之野战军，杜我反攻或转用”，认为日军的进退程度，全视国军的反击力度如何。本来打击重庆国民党军与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均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徐永昌之所以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是因为他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日军“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封裔忠在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恶评如潮。封少君认为，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抗战前途尚堪问乎?”封少君的主张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因为重庆方面可以不在乎国内舆论如何指责，却不得不在意国际友人的观感。盟军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上一路高奏凯歌，而国民党军在国内战场上却是节节败退，鲜有胜绩。这让盟友非常不满。

    蒋介石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相当清楚的，自国民革命后，中国就一直战乱频仍，国内经济是百孔千疮，虽然一些民族工业经过数年的经营，有了起色。可是经济基础依旧非常薄弱，如果不靠盟友的资助，不说别的，军械是坏一支就少一支。根本无法与军事实力强横的日本进行对抗。纵使现在日军被美军打的满地找牙，但在国民党军队的面前日军依旧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听闻最近西方媒体正在筹划前往陕西西安进行参观，蒋介石更是头大如斗。对于自己的对手毛泽东，蒋介石是既恨又爱。蒋介石恨的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假以时日更加一发不可收拾。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政工工作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有时蒋介石常幻想着国民党也按照共产党的那套来进行管理，会不会使党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蒋介石认为要是自己能够在国民党内部说一不二，不用去管那么多的派系之争，就不会有今日之败局了。

    正当蒋介石为糜烂的战局倍感头痛的时候，在缅甸原始丛林指挥作战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于六月八日突然出现在陪都重庆，幸灾乐祸的宣布“中国已经陷入危机之中”，接着立刻派员督导美军从桂林的训练中心进行撤退，同时不断设法干预“飞虎将军”陈纳德的空军后勤支持，并且开始准备动手接管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寻找可以让蒋介石这个军政领袖下台的契机。

    蒋介石对这个“通共”分子是厌恶至极。蒋介石曾多次向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及美国总统罗斯福本人提出撤换史迪威，未果。现在史迪威愈发变本加厉，不但同意政治顾问戴维斯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而且竟然要求蒋介石考虑与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的事情。这简直是当着众人的面啪啪地打蒋介石的脸吗！

    由于惧怕共产党政治上的野心，蒋介石将毛泽东提出国共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军“一号作战”的计划束之高阁。而延安外围则被蒋介石部署了重兵监视。蒋介石的防共之心胜于防寇。

    史迪威此时经过多方奔走，成功的将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拉拢过来。薛岳素有反蒋经验，又与粤系军阀渊源颇深。在主政湖南期间，薛岳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实施所谓“六政”建设。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分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

    国民教育，则为其即所谓的“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积极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作侦探、作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自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

    薛岳实施的第六政就是所谓“用民之政”。他很重视粮政建设，指令有关部门合理地规定米谷价格，防止奸商、宫商高价图利，以图“谷主粮商，食米之人，皆得共生共存，而不背民生主旨。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

    薛岳经过一番对湖南的苦心经营，再加上三次长沙会战灭敌十余万的功绩，可谓是光芒四射，功勋卓著。经过史迪威封官许愿后， 薛岳谋求更进一步的心思活络起来。对于选择听从中央军的命令还是服从美国友邦的安排上，薛岳机智的选择了保存粤系实力，向美国佬投去了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