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刚视察完阵地，就听到第三师前出部已经与日军在衡山附近交火的消息，想到日军进军速度竟如此迅捷，方先觉不免出了一身冷汗。长沙尚未沦陷前，薛岳曾电令方先觉拨派驻守衡阳的预十师北上湘潭增援。要是果如薛老虎要求如此布置，那可就真是把预十师全丢在湘潭了。

    方先觉不免怒火中烧，这个薛岳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日本方面如此兴师动众显然不仅仅是满足于拿下长沙一城。难道军令部的那些家伙都是吃白饭的？这么多的日军调动，军统那边难道眼睛都瞎了么？

    军令部是重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掌理国防和用兵事宜的重要部门。军令部内设三厅，第一厅掌理制订作战计划、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考核战绩、军队整训调遣等业务，第二厅掌理军事情报搜集研究及谍报网业务，第三厅掌理陆海空军参谋人事业务。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民党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但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效能远不如日军。军令部综合各方情报，对日军动态的判断大致不差，但不够灵敏，而且有时难免出现偏差。

    军令部曾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认为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军令部长徐永昌判断，日军为准备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并扰害中国西南空军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徐永昌推断日军兵力可能难以抽调，并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说法，可能是日军声北击南。实际上，此时“一号作战”攻势即将发动，平汉路日军进犯河南在即。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轻忽了日军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作为军令部长，徐永昌对敌情判断的偏差,必然影响国民党军在平汉线的备战部署。从中原会战前国民党军的作战准备来看，并未从其他战区调集优势兵力应战，显然是对日军之强大攻势估计不足所致。

    日军“一号作战”在河南打响之后不久，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最堪注意仍在中战场”，断言日军对湖南“将扰犯无疑”。是时日军确在加紧进行湘桂战役的作战部署。徐永昌对日军在中战场（湖南）的增调动态，观察比较敏锐。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平汉线的攻势，是声北击南，其目标恐仍在粤汉线。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但徐永昌认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日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主要在打击第一战区的国军，亦可能掩护换防或抢收小麦。是时日军在河南战场的攻势已近半月，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对日军打通平汉路的战略意图仍然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5月上旬，日军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5月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5月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这一情报显然是准确的。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5月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5月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民党最高当局已是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

    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粤汉路的情报。军令部第二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约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约五六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但徐永昌对日军的进攻能力仍估计不足。徐永昌在回答蒋介石“豫战之后敌人的动向如何”之咨询时，认为日军无持久进攻力量，其部队亦多为杂凑。

    而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在太平洋战场日趋不利的局面，企望通过在中国大陆的作战来鼓舞国民的士气。据称日军“大本营极端期待此次将成为今年最出色的作战”。为此，日军准备投入一百五十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武汉会战时的一百四十个大队的兵力更大。这些兵员中确有很多是只经过短期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兵团，因为过去熟悉对华作战的优秀兵团大部分已被抽调赴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但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了反复、周密的策划和充分的作战准备。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相比之下，重庆方面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但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提示性的手令，并未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显然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而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军令部亦未拟具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方案。直至长沙会战打响十余日之后，军令部才拟出一个作战指导大纲来。

    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为日军在前三次长沙战役接连受挫以后，一时不敢再问津长沙，再则以为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故而疏于防范。

    1944年5月26、27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势，揭开湖南会战之序幕。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便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参谋长封少君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