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林镇，如中国三十年前常见的农村集镇，破烂肮脏乱糟糟的，人口近两万，有许多是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的亲属，他们为亲人的胜利冲出了家门，拥挤在路上，欢天喜地，叫着亲人们名字，请进家门。更多的人们站着门口窗口房顶，看热闹。

    不到十点，波林镇北，还有密集的枪声传来，很快报来了好消息：老百姓最痛恨的检查站被攻占了，所有的警察全被俘虏。

    达杰被簇拥着，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波林镇政府，镇长没出现，他的秘书带着几个手下，在大门口恭候，一边欢迎达杰的到来，一边请求达杰保护政府和百姓的财产。库基人“联合阵线”主席噶西，阿萨姆民族解放军司令敦巴和那加兰人们解放军司令坤江前后来到。一群不知从哪钻出来奇葩的记者，举着相机叫嚷着，要采访达杰。

    大街上广场上，穿着不同颜色样式军装的士兵汇集在一起，搂着跳着，呼喊着口号，跳起了舞蹈，鸣枪不断。

    印度政府军的营房、医院、军械库和仓库被打开，军备物资开始装上吉普车和卡车，民生用品现场发给拥挤在周围张举着双手的人们。印度人开的银行、商店、旅馆、小加工厂等等，被激愤的人们砸开了紧闭的铁门，身后的士兵不断地鸣枪示警，却更刺激了在燃烧空气了想要疯狂一把的情绪，最后士兵也背着枪，加入了哄抢的人群中。肤色深黑的男女印度人被推搡到角落，石头木棍砸向他们，被叫骂呵斥。

    直到载着达杰警卫的吉普车到来，一阵更狂暴的“哒哒哒”震耳的枪声后，人们才安静老实下来。警卫驱散人群，把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印度人赶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打开保险柜，取出钱，写一张借条给印度人。

    银行的金库早被警卫把守着，几个强冲进门里来的人，在枪声中倒在血泊里，后面的一哄而散。

    小雄森力婆蜡等等六个警卫一步不离地跟着我，其他几个在波林有亲属，对小雄请假：说回家看看。

    满腹心事，思忖着躲进了一间没人的房子里，乱乱哄哄的有点疯狂血腥的世界，真的不是我呆地方，天生就有冷僻症，热闹是他们的，从窗子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那个库基人艾那在哪？

    门被“嘭”地推开了，班丽和那位镇长的秘书闯进来。班丽看了看我身边的警卫，叫小雄带他们出去。

    关上门，班丽神情严厉但话音很轻的对着那个秘书训斥，秘书手里拿着个手机，一脸慌张委曲在解释抱怨。

    秘书低着头出去了。

    班丽走近我，眼睛却没看我，眼神恍惚，一脸凝重，喜悦消失殆尽，呆了会才说：“老头，敌人昨晚酒醉的装甲营，还有那个撤走的山地营，没回到玛卡，没参加攻打加公塞的队列。加公塞是用手机打来的，打给了我们在波林的朋友，他不该动用也没权利动用这个朋友。加公塞犯了禁忌，要是让达杰知道了，以他的性格绝不会饶了加公塞，达杰可不管加公塞有多少功劳，因为什么事，就是我犯了禁忌，也要滚蛋的。”

    班丽要点烟，手有点哆嗦，“咔嚓咔嚓”出不来火。我夺过她手里的打火机，给她点上。

    班丽深深地吐着烟，说：“有点麻烦了，这个消息还不能告诉达杰，只能告诉莫森。”

    班丽扔了烟，回头对我说：“我去俘虏营，抓了个营长，审问下。”

    我请求说：想去看看印军的俘虏长什么样。

    跟着班丽和一个团长，在一队警卫守护下，躲开人群，去关押俘虏的军营。

    进入一个明显是印度军官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印度国父甘地的戴眼镜的光头像和印度地图，地上满是纸张，桌子上有乱放的军用地图，抽屉半拉开。

    一个印度军官蹲在地上，从肩膀上的肩章看，是个少校。他见我们进来，挣脱了看守的手，站立，“啪”地一个标准的印度军礼。他一脸严肃地说着什么。

    班丽叫人给他搬来一把椅子，命他坐下，让团长当翻译，审问这个少校营长。

    叽里呱啦的印度腔英语，一句也听不懂。我耳语班丽：“去看看俘虏的大头兵。”

    班丽点头，团长命令他的警卫带着我，和小雄森力婆蜡他们去关押俘虏的餐厅。

    荷枪实弹的守卫把餐厅门一开，一股浓厚的酸臭味，熏得我差点一个跟斗倒地。

    守卫们厉声叫喊：“安静，在原地坐下，坐下。”

    二百多的摸样不一肤色深浅的俘虏，挤满了餐厅，满是烟气，站着躺着坐着，一点不带紧张样，有的还嬉皮笑脸管守卫要烟要水要饭，叫着送女人来。有个印度军医正在给墙角躺着的伤兵上药，没理会我们的到来。

    实在是受不了，退出门，干哕了几下。我让小雄森力婆蜡烛去找出特种兵，想看看一直在搜捕我的特种兵的摸样。

    在守卫严密的注视下，森力婆蜡小雄他们五六个人分头挨个检查俘虏的肩章臂章，好一会儿，喘着大气出来了。

    小雄报告：“没有发现特种兵的俘虏。一个也没有，全是边防山地营的。”

    我不由地楞住了：泰姆说波林有一个特种兵中队，大约是一个连，就是跑了部分，不可能一个都没抓住。还有两个山地营，才这么点俘虏吗？太不对劲了！

    赶到那间军官办公室，班丽他们还在审问。我小声把我看到的告诉班丽，让班丽问问印度少校有关特种兵的事。

    少校说了一通后，团长翻译给班丽，班丽把我拉出门，说：“是很奇怪，昨晚半夜十一点有个山地营被调走了，去向不明，留守的这个营也不满员，一个主力连今天凌晨三点被抽调走。特种兵中队不隶属他们，少校对特种兵的来去一点也不知情，最后一次看到特种兵是昨晚吃饭的时候。”

    我问：“是不是去了司令部打加公塞了？”

    “没有，加公塞说就一个装甲营和一个山地营。”

    我说：“那这么说，有一个装甲营，两个山地营，一个山地连和特种兵中队不知去向，还有在司令部突然出现的敌人的重炮。”

    班丽抬头望了望天空。云层还是那么厚重，但高了许多。

    班丽叹了口气，说道：“敌人在躲藏，不知道是不是圈套。我还担心的是敌人的直升飞机，但愿在我们撤离前，云别被风吹跑。走，老头，告诉达杰那帮还在庆祝的家伙。”

    我把我内心的一种无名的纠结给拽了出来，或许是因为一次次面临着死神的狞笑，我的神经，一种对预感而产生的不舒服的反应，磨砺得敏锐急促。从在波林外看见白旗开始，就一直对胜利抱着不敢确信的念头，胜利来得也太唾手可得了，梦刚开始，就成真的！

    我宁愿相信是敌人的阴谋，是圈套，必须赶紧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