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回国种太阳
(摘自《北京日报》)
1949年10月,程开甲获知新中国成立。他立即下定了决心,婉拒了玻恩教授的好意,回祖国去!
程开甲考虑建设新中国需要工业,他开始学习金属物理,收集购买了有关资料书籍,于是“程BOOK”带回祖国的大箱小箱都是书。
1950年8月,程开甲回国后,在母校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52年,程开甲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固体物理教材《固体物理学》。1956年程开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一年,程开甲找到了分别30年的亲生母亲。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在物理方面有许多研究成果的程开甲,突然从大学校园、大家的视野里消失了,甚至没有跟他的物理同行们打声招呼。
1960年3月,由钱三强“点将”,经邓小平批准,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副所长。已经先期到达的另外两位技术副所长是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和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朱光亚是技术总负责,郭永怀和程开甲各自领导一方面开展科研工作。1961年4月,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和彭桓武来了,也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科学家们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历程。1962年,原子弹的关键问题有了突破。为了两年后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经钱三强拍板,让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开始做准备。
当时,场区初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大家喝苦水,战寒风,靠打野兔会顿餐。不仅粮食吃不饱,戈壁滩上水也珍贵,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澄清了洗衣服。有时水紧张几天不洗脸。
程开甲是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测得爆炸时的各项参数和试验产生的效应数据,工作起来经常废寝忘食。
有一次程开甲一门心思研究光辐射和力学冲击波的能量问题,当走出办公室,看到别人在休息,他生气地问:“你们为什么上班睡觉?”大家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告诉他现在是午休时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午饭还没吃呢。
工作在戈壁滩,他家里有一块小黑板,办公室里放着一块大黑板。他边思考边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个又一个技术方案和公式,计算出那些复杂的参数,解出一道又一道难题。由此,程开甲养成一个独特的习惯: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程开甲常说:“科学实验就得讲严谨,没有严谨就没有成功。”只要见过程开甲的人,都知道他的认真是出了名的。第一次核试验前从原子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程开甲提出要在电缆沟里垫细沙,以保证电缆本身和测试的安全。但在一次检查中,他发现细沙没有按要求去做,他立即要求施工人员返工。这时工程队的人不干了,因为已经铺了不少,光返工就得重拉几百车沙子铺上。但程开甲坚持说:“不这样就是不行!”问题很快反映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果断拍板:“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何种方式爆炸?程开甲以渊博的学识和研究结果,大胆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原计划,提出用铁塔来实施,以后再采用空爆的方式。
1964年9月,在茫茫戈壁滩深处的罗布泊上竖起了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原子弹就安装在铁塔的顶部。程开甲信心十足地对张蕴钰司令员说:“我们没有理由会失败,一定爆响,一定成功!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原子弹一定能响,不能不响!”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百米高塔上腾起蘑菇云。当时,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激动地拿起电话报告说:“总理,我们成功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周恩来也很激动,但他用平静的语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大家的目光转向技术专家程开甲。他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出核爆炸的巨大当量,肯定地说:“是核爆炸,没错!”
为了测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炸的性质、当量等参数,当时布放了1700台测量仪器。在原子弹的起爆瞬间,自动控制系统分秒不差地启动了全部测量仪器进行全程测试,记录数据准确、完整。正如程开甲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首战告捷。
据世界上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资料记载,法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前苏联也仅拿到了一部分数据。
个人心得:
再难的事情,只要面对困难的人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决心、信心和勇气,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一定能够找到。程老爷子所处的年代有句口号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口号,其实无论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人类社会战胜困难的精神法宝。
再联系到屠呦呦,实质上,科研不是简单的“按件计酬”,重大的国际科学奖项以“第一”论英雄,并非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首创原创的价值,并以此激励科学创新。这也沿袭了西方的科学传统:大多奖项都是突出个体,科学奖励源于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而在国内,科技评奖则主要是奖励项目,科学家的名字多是以一个集体形式呈现。
诺贝尔奖评委会的也有为难的时候,1962年授予莫里斯·威尔金斯等三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为其发现并证明了DNA双螺旋结构。但应获得该奖的还有英国女科学家罗沙琳德·弗兰克林,是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首先拍摄下了DNA的X光衍射照片,并提示DNA的结构可能是双螺旋,后来才由克里克和沃森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式。
总之,一个不被人知的院士和一个被人广泛认知的非院士,其实都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和代表,都理所应当赢得我们的尊重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