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嗜书如命

    （摘自《北京日报》）

    这时候，程开甲有幸碰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数学老师姚广钧。姚老师十分重视对学生数学技能的记忆训练。在姚老师的指导和训练下，程开甲能将圆周率轻松自如地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数；乘方表和立方表脱口而出；他牢记学过的每一个数学公式。这对他在日后科研中推导和演算数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37年，程开甲同时接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所是上海交通大学，一所是浙江大学。最终他选择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因为录取通知书上清楚地标明了他属于极其优秀的考生，进而成为公费生，可以享受每学期100元资助。当时，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程开甲所读的物理系是浙江大学的一支“王牌军”，在这里他幸运地遇上了对他影响很大的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为他日后留学和科研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一道考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跑？”大多数同学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的考题。只有两位同学得了满分，其中一个就是程开甲，他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束星北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认准了他这个学生日后定有作为。

    程开甲读书十分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位同学跟他打赌：如果他整夜读书不睡觉，就给他出灯油钱。程开甲毫不含糊地读了三天三夜书，于是同学们都戏称他为“程BOOK”。

    大学二年级时，程开甲开始听王淦昌主持的物理讨论。此时年仅27岁的王淦昌已经在德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同学们称为“娃娃教授”。程开甲从“娃娃教授”那里学到了科学家的科研作风：一是紧跟前沿；二是抓住问题，扭住不放。

    1944年，程开甲在浙江大学任助教，他完成了一篇有意义的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王淦昌后来推荐给来浙江大学考察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李约瑟看到论文亲自进行修改润色，并将论文带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但狄拉克亲笔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结果论文未能发表。

    之前，狄拉克曾亲自将程开甲《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的论文推荐给剑桥大学的《剑桥哲学杂志》，论文对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给予了证明，而狄拉克本人并未证明过此方程。程开甲考虑到狄拉克是物理学界的权威人物，既然狄拉克亲自回信，程开甲也就没有怀疑权威，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然而，程开甲放弃的“发现”，30多年后被一个重要实验所证实，而且，实验所测得的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这项成果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奖，让程开甲颇为遗憾。在科学的道路上程开甲虽然紧跟了前沿，但抓住问题没有扭住不放，没有坚持到底，这成为他终生遗憾的一件事，也成为他在日后的科研中引以为戒的事。

    程开甲有关“新粒子”的论文虽然没有发表，但李约瑟记住了他，在李约瑟的积极推荐下，1946年8月，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的程开甲远渡重洋，来到英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爱丁堡大学M·BORN（玻恩）教授的研究生，并于两年后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玻恩十分欣赏他的才能，希望他能留在这里，把夫人孩子都接来，专心做学问。

    个人心得：

    不由想起那个没有留洋经历的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明确表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于是有人不解：既然青蒿素的发现是一个集体合作的项目，为何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奖，而在屠呦呦之后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罗泽渊、魏振兴、李国桥、周维善、李英等多名科学家。这要从诺贝尔奖评选标准说起。诺贝尔奖评选的重要标准主要体现在，原创性（第一个发现或发明）和重要性。以此角度看，中国参与青蒿素发现和研制的集体中，没有人能出屠呦呦之右。在拉斯克奖评选理由中评委们就讲得很清楚，屠呦呦的研究有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更重要的是，屠呦呦当初的研发动力绝非是为了获得诺奖。

    屠呦呦、程老爷子那一代科学家，有很大的家国情怀。科学虽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祖国。在爱国似乎都没那么有市场的当下，重温程老爷子们毅然回国的壮举，难免心生这样的感慨——一个胸怀家园的人，他的人生价值体现在对爱人和家人的贡献；一个胸怀家国的人，他的人生价值体现在对国人和民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