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考制度的恢复，很多普通百姓的子女通过中考和高考，走上了工作岗位，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中专、大专文凭就陡然升温，热得不得了。不仅如此，过去在文革时期取得的各种文凭都被许多单位否认，要重新通过考试。

    我们学校是高山县的最高学府，许多单位要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就到我们学校来请老师去上课。

    首先找到我的是高山县党校的教导主任，他说已经和我们学校领导协商，请我去给他们的成人高考补习班上课，同时还要带一个语文和政治老师去。还说每节课给我们补助五元钱，那时我们的工资按每节课算，只有两元左右，而且课程都安排在周末和晚上，对我们刚从农村出来拖家带口的人来说，也算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我找到我的两个哥们，说了这事，他们非常高兴，于是，我们走上了最早的走穴之路。

    在教导主任的安排下，我带着一个袖珍话筒走上大礼堂的主席台，台下掌声热烈地响起。我向台下挥了挥手，台下黑压压一遍，大概有两百多人，男女老少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

    我从未上过这么大的课堂，也有点紧张，但想了一下，虽然他们多数都是单位的头头，但文化知识并不比我的学生强，于是就镇定了下来，开始我的演讲。从原始人打猎记数、结绳记事开始讲自然数的产生，又从家人分梨做比喻开始讲分数。幽默风趣，老少皆懂，课堂十分活跃。一节课讲完后，全场起立，拍手欢迎，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只得走到台前向我的学生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紧接着上第二节课的是我的同学上语文课，他是吹牛的高手，在课堂上手舞足蹈地讲，逗得学生们捧腹大笑。

    第三节课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帅哥上课，讲政治。他上课时就有点紧张，看到台下那么多人，脸上就红霞飞。本来就很帅，这下可更迷人了，弄得那些女生心跳加速，有几个大龄女几乎一节课都望着他，根本就没听他讲的什么？

    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去上课时，教导主任和两个校长都来了，他们把我们夸上了天，说学员们对我们高度评价，说这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课，我们也就更加有信心上下去了。

    随着课程内容的加深，基础差的学生就有些吃不消了。首先是我的数学课，讲到平面几何，就把他们的脑壳整大了，如坠云雾之中。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把那东西塞不进他们的脑袋。数学考不好，语文、政治不是容易拿分数的，于是，意志薄弱者打退堂鼓了，学生开始减少，最后坚持的只有60多人了。我就和教导主任商量把课堂转移到我的教室（那时，学生不上晚自习），在我的教室上课，不再用那发出噪音的话筒，课堂也就很安静了。

    三个月后，党校的成人大专招生考试要开始了，我们三个老师开始做最后的综合性复习，眼看着，我们几个月的辛苦所得的钱就要得手了。就在这时，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把我叫了去，他说，你们在外面挣钱，我们学校很多老师有意见。我说，我们也是服务于社会，有什么意见？他们愿意上课就去嘛，我们又不会同他们争。主任说，问题是你们的名气大，社会上的人点名要的是你，现在地区医院要办成人卫校招生复习班，院长点名要你带人去，谁去都不行。没办法，学校行政会研究，单位每节课给你们五元，由学校收回，发给你们每节三元，其余两元学校发年终奖，以后谁叫你们上课，都可以。我想了一下，虽然少了些钱，但外出上课就名正言顺的了，也不是坏事。就说，那就按学校的决定办吧。

    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同学和帅哥，他们都很生气，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知道是有几个想上课，别人又不请他们的人在做怪，只好听从学校的，没办法的事。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秉性，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和你在窝里斗。

    中国人的窝里斗是出了名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人中说的。这种斗争才开始，我并不害怕，只要你用正当手段，我输了也高兴，那是技不如人，但像这种用不正当手段的斗，你就很憋屈 ，因为你只有哑子吃黄连，有口难开。如果你要在会上说，你就成为斤斤计较的小人，如果你不说，别人就不知情，当成你真的不如别人。

    我一生都痛恨这种小人，你得用很多精力去应对他们，至少你应该知道他们要干什么，采取些应对办法，要不，你就会太委屈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的是，很多人都和我一样老实，吃了亏还无话可说。

    在党校上课上了四个月，由于学生多，我们都是望着台下上课，并没有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每节课只写了几个练习题给学生，他们能否做好，我们也不知道。到了最后一节课时，我在学校印了一套题（实际就是押题），拿去考他们，到交卷时，多数学生都不交，说没做完，拿回家慢慢做。我也就顺水推舟，叫他们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免去了我阅卷之苦。后来，据说考题中有很多是我给他们的原题，很多学生后悔没做。但值得安慰的是，考上党校大专班的学生中大多数都参加过我们的补习班

    这个班还没结束时，地区医院考卫校的补习班又开课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到两个地方上课，虽然很累，但觉得充实。

    当我第一次跨进这个班的教室时，坐在前排正中的一个漂亮女护士一声清脆的起立声，使课堂严肃了起来，同时，也把我带进了“愉快教育”之旅。

    她叫王丽，是顶班来的最年轻的职工，她是这个班的学习委员兼数学科代表。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淡淡的高山红涂抹在圆圆的脸蛋上，格外迷人。

    卫校补习班不同于党校补习班，全班只有16个学生，你得深入下去，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评讲作业。通过作业，我才了解到了他们的真实水平：由于十年文革耽误的知识太多，他们的初中文化基础知识几乎为零，而小学的知识也是一塌糊涂，有的人连“加减剩除”都不大会。

    我们都是用课余时间给他们上课，所以，不管是晚上还是周末，都是来去匆匆，有时连饭都没吃，就走进了课堂。当我走进课堂时，王丽总是在教室里等着，她给我端来一杯香喷喷的花茶，让我在讲课的停顿时间享受到了口舌的滋润。有时，她还走到讲台上帮我擦黑板，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

    遇到她不懂的知识，或者学员们不懂的知识，她都会告诉我，我就在上课结束后，再帮他们讲解，一对一的补习。

    由于文革结束不久，高考、中考也才恢复几年，出题人也不太为难考生，几乎都是考察主要知识点，很多题都来自书上，有的连数字都和书上一样，押考题就成为了老师的绝货。

    终于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把党校考试的经验总结了一下，押了一套考题，

    我把押的题写在黑板上，让他们写下来。然后，每个题都给他们做一遍。到了最后一道题时，王丽说，这到求窗户面积极值的题，你说过很重要，我们都会做，你回家休息吧，太晚了。我说，那好，但你们回家后，一定要重新把这道题算一下。他们都说好，然后，王丽和另一个女学员一道把我送到我们学校门口，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一个月后，我碰到了王丽，她非常高兴的告诉我说，她考上了卫校成人班。还说补习班中共考上了6个人，我那套题有40多分都考到了，那一道求面积极大值的题连数字都没变。我问她有多少同学做了，她说那道题只有四个人做正确了，下来有人就埋怨她那天叫我不讲。我也觉得是我的责任，不能原谅自己，所以，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医院补习班刚结束，县税务局职工文化补习班又把我们找去了，而且，县招生办公室也来凑热闹，说学员们要求我去给他们的初中文化考试补习班上课。没办法，我们又在忙碌中挤出时间来，为那些需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操劳着。由此，我还获得了同事们赠与的地下校长的称谓，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落泪，但人生旅途，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似乎，命运中你非得这样做或那样做，除此别无选择。

    当我们在忙于帮助那些需要文化，需要用文凭来提高自己地位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形式了。学校接到教育部门的通知，中学教师在三年之内，教育必须达标：初中专科以上，高中本科以上。学校的老师，有中师文凭的，有工农兵学员（文革时期推荐读书的大学生）的，还有一些是顶班来的高中生。于是，文凭不达标的教师们都慌了手脚。他们选择的惟一途径就是参加成人高考，或读脱产班，或读函授班。

    我县的教育部门也为老师们着想，凡是为了提高文凭的老师，学费由教育局统一交给学校，可以带薪读书，而且来回车费、住宿费报销，读书期间还每天发放三角钱的生活补助费。

    这样好的形式，谁不想去深造，我在同学的劝说下，决定参加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因为我从小就想当作家，写两本好书给人看，我就报了文科，决心考中文本科，希望能在大学里系统的学习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