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是一条两里地长的沙砾小路，走完了沙砾小路，就到了坑坑洼洼的田垄。田里还没放水，一片白蒙蒙的冷霜，让人感到阵阵寒意，开口说话时， 嘴巴鼻孔都呵着雾气。

    快到田垄中间时，突然前面隐隐传来轻轻的歌声：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哪，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啊，革命路上，铺彩霞， 铺彩霞……”

    借着田里反光的冷霜和朦胧的晨光，我们三人远远看到田垄的尽头站着一个人。卫国定睛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你们看清楚了没？是女的……好像是肖梅。”

    三人都禁不住怔住了。守土说：“是不是她也去呢？”可卫国说：“不可能， 叔九说我们村就我们三人。”三人急步迎上前去，透过清晨的薄雾一看，果然是肖梅，她这么早来这干什么？生产队长还没派工呢，种她的自留地？可这一片压根就没有自留地。再说，还没开春呢，老天还没下过一场透雨，地里活儿也还干不上。

    肖梅从县高中毕业后，也跟我一样回乡参加劳动。不过，社员们都喜欢她。她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不久，就被推荐到大队卫生站学习做赤脚医生。她每天虽到大队部上班，但每天晚上都回家住，因为大队部没有宿舍。人们经常见她背着一个诊箱，手拎着一双乳白色的塑料凉鞋，迈着一双结实而又丰满的长腿轻盈地走在田垄上。村里的人都说她真是货真价实的赤脚医生，下村巡诊几乎都是赤着双脚的。

    肖梅以前在县高中读书时，是校文艺队队员，文艺队出演电影《红雨》时， 她扮演赤脚医生向阳花。每每她背着印有一个红十字的诊箱，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在田间地头时，总喜欢唱着那首《赤脚医生向阳花》。

    我们三人来到了田垄尽头，见到肖梅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自己织的红色毛线围巾，在初春肃杀空寂的田野里，那红色分外显眼， 仿佛一团正在跳跃的火苗。

    “肖梅，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肖梅虽然在大队卫生站当赤脚医生，但去年年底她主动要求参加县里的水利建设大会战，在水利工地上做一名赤脚医生，整天背着诊箱在工地上奔波。

    肖梅说她昨晚半夜才回到家。

    “那你一大早又要去水利工地了？”三人不约而同道。

    从我们村到水利工地约六十公里，要走一天一夜，公社派她回来拿药，我们村派往工地上干活的社员们也让她顺道回来拿一些鸭蛋和花生油，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叫队长安排社员下池塘打几条鱼也带去。水利工地上全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保证能吃饱饭，但荤腥却是难得一见。

    “今天晚上才走。”水利大会战是县里组织的，各公社派出青壮年参加会战，社员在工地参加劳动，回生产队拿工分，县里几乎没有任何补贴。如果拒不参加，被抓起来以破坏水利建设罪名进行批斗也是常有的事。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除了阶级斗争，水利建设也算是农村人的头等大事了。

    “那你这么一大早出门干什么去啊？”

    “赶集去。”

    “可今天也不是集日啊？”

    “我知道不是集日……可我家有一头小猪病了，我阿爸让我去买一支西林。”

    “那也不用这么早吧？兽医站还没开门呢。”

    肖梅脸红了，并不答话，低着头轻盈地走到我身边后伸手说：“我替你扛吧。”

    “不用。我自己来。”

    肖梅脸红了，“平时训练扛得两边肩膀都磨起老茧了，还装什么好奇。”

    “想扛枪？好啊，帮我扛吧。”守土嬉皮笑脸地把枪递给肖梅。

    “啐，你自己扛！”

    “这就奇怪了，说是好奇，我给你扛吧，你偏不扛，却要替他扛，莫非你只疼他？”

    “人家是新式半自动步枪，你是黑不溜秋的汉阳造，我才不稀罕呢！” 肖梅虽然这么说，但我还是看到她的两颊忽地腾起两抹红晕。

    “这回肯定是真的上去了。”肖梅看着我，低低地说。

    我侧身望着肖梅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怔了半晌，道：“哎，你怎么知道我们要上去呢？”

    “你别门缝里瞧人，我的觉悟就那么低吗？可别忘了，我也是基干民兵， 我也是报名要求上前线的。叔九擂着门叫你们时，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知道这一次真的要上战场了，我……我要送你一程……”肖梅低着头红着脸， 双手玩弄着脖子上的红围巾。

    我们四人小步快跑，一个小时后就气喘吁吁来到了鸟脖子山东面“教育学大寨”那五个猩红大字的下面，只见邻近村的几个民兵站在那里了。不一会儿，又有人或扛着枪或空着手气喘吁吁快步跑来，一问， 都说是刚刚接到通知的。大家都是一个公社的，彼此都相互认识，大伙边走边议论开来。

    “这回肯定是要上去的了。”

    “那解放军真的走了？”

    “全走了，村里没一个解放军了，也没听到军号了。”

    “什么时候走的？”

    “可能前天半夜里走的吧。昨天大家收工回来，驻有解放军的人家见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水满满的，院子里码了好几堆整整齐齐的柴垛，有几个小孩子手里还多了一个口琴，说是解放军叔叔送的。”

    去年国庆节过后不久，靠近南宁至友谊关公路的村庄都突然进驻了不少部队。驻扎在各村子里的部队，由队干部安排，以班为单位住在老百姓家里， 一般都是一个班十几号人集中在一个房间里打地铺，全连集中在村头开饭， 晚上回老百姓家休息。白天搞训练，农忙时节间或帮生产队抢收抢种。战士们一有空闲，就替乡亲们挑水扫地劈柴，每遇集市日，老百姓还经常乘坐部队的军车往返圩市，驻军跟老百姓关系很好。

    “看来这回不是什么训练了，肯定是上去了。”

    “村头水库里的坦克也开走了。”

    部队进驻村子后，为了隐蔽，大批经过伪装了的坦克全都停在村子周边的沟沟壑壑里。

    “哎，你们说，这回我们去打仗，回来后政府会不会发给我们米簿呢？” 守土问道。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那一带所谓的“米簿”，就是指到国营粮店低价购粮的那个本本。本本的扉页上印有：要节约闹革命，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那个年代，拥有米簿就意味着捧上铁饭碗了。那年月，官场没有纪检监察部门，对于违法乱纪的干部尚没有“双开”这一说法，但当时的官们怒斥下属一句“揪你米簿！”那恐怕比现如今的“双开”还要严重得多，毕竟，“双开”只是开除公职和党籍，而在计划经济年代，若是被揪了米簿，那你就是无米下锅了。

    “听说打死一个敌人，就奖给三百元呢！”邻村一青年边跑边说。

    “有这等好事？那我端起一挺机枪，一扣扳机，横扫半天，那我不就发财了？”卫国大笑。

    “要不怎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哈哈哈哈……”守土道。

    “你们做梦吧，我是听说，如果牺牲了，政府就发给三百元叫作抚…… 什么金来的，哪有打死一个敌人就奖三百元的道理……”有人反驳道。

    约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离公社不远的水库堤坝上，堤坝的另一头就是南宁至友谊关的公路了。公路上烟尘滚滚，经过伪装后的军车拉着高炮正向南边轰隆隆地疾驶而去。由于公路太窄，路人都被挤到路边田埂上。公路的另一边还有不少人正等候着要横穿过公路，他们携老扶幼，有的赶着牛马， 有的推着独轮车，车上不是坐着老人小孩，就是堆着锅碗瓢盆。显然，这些人是要举家搬迁到内地去。

    “阿哥，你们这是搬家吗？”

    我们拦住其中一位正气喘吁吁推着一辆独轮车的大哥问道。他身后紧跟着三个面黄肌瘦流着鼻涕的小孩，独轮车上坐着肚子挺得很高的老婆，他老婆怀里还正奶着一个小孩，显然是奶水不足或有病，婴儿啼哭得令人揪心。

    “唉，不搬不行了。越南人差不多每天都向我们开枪开炮，有时还跑过来在庄稼地里埋地雷，上个月，他们的炮弹一下子夺去我们村十多条人命啊！”也是讲壮话的，听口音，像是宁明县那边的。

    “那也不能怕他们啊，要不他们就更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了。”卫国义愤填膺道。

    “几位阿弟你们讲的道理我都懂。我早就恨不得真刀真枪跟他们干了， 只是……你看看，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才六个月，加上孩子他妈又落了一身病，连走路都气喘吁吁的，要是越军真的过来了……”

    “我们不是也有部队和民兵吗？”

    “部队和民兵有是有，可人家还不是照样向我们边民开枪开炮。我们早该教训教训他们了，他们越来越猖狂了，这段时间老是叫嚷着要过南宁来过春节……我这次到孩子外公家住一段时间，他们在扶绥山圩公社……”

    “山圩，我们知道，在南宁南边靠近飞机场那里吧？我们去南宁坐班车要路过的，可越南人说要到南宁过春节，那你躲在山圩也不是办法啊！”

    “兄弟，你真以为他们能来南宁啊，呸，还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呢！ 他们要是真打到南宁来，我们就打到河内去。兄弟，说真的，我也是村里的基干民兵，要不是岳父岳母担惊受怕整天催着我们过去，我真不想走呢。我先送他们过去安顿好了，马上赶回来参加训练。古人说的什么不敢忘国忧， 我们村里的民兵个个都说是家穷不敢忘国忧，我们早就铆足劲，就等政府一声号令，我们就杀他们个片甲不留！”那位大哥挥着拳头怒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