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赵登禹师长的两名侦察兵碰上了比跟随佟麟阁副军长的两名侦察兵更加严重的敌情。由于潘大汉奸的出卖，佟麟阁和赵登禹所部的行动路线为日军提前所致，抢先在大红门一带布下重兵埋伏。悲剧的是29军上下对潘大汉奸的叛变行径没有什么察觉，甚至军长宋哲元还一如既往地让他参加军事会议，让他当29军与日军谈判的中间联系人，这样，一场注定让数千抗日将士惨遭灭顶之灾的战斗不可避免的打响了。
当时在南苑的29军部队，有军部的大量机关非战斗人员，成建制的部队有军官教导团，孙玉田特务旅的两个团，郑大章的一个骑兵团，一个刚领到枪的学兵团，27日抵达南苑的赵登禹的第132师的一个团，而他的另外一个团在团河，主力在涿州。这些重要的情报，统统被潘大汉奸送给了当时的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潘大汉奸还主动参与日军进攻29军的谋划，而他的谋划，就是建议日军进攻29军训练最不足因而战斗力最差的学兵团。
潘大汉奸的出卖，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27日赵登禹在团河的部队遭到日军优势兵力的围攻，全军覆没。28日凌晨，日军对南苑发动总攻，突破口选择在了战斗力最差的学兵团处，打头阵的是七七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一木清直大队。在数十门大炮的掩护下，一木清直所部疯狂进攻，学兵团死战不退，然而却因训练不足和武器低劣伤亡惨重，损失十倍于日军，但依然顽强坚守，当佟麟阁亲率教导团和特务旅一部前来增援后，日军很快被赶下去了。但天一亮，日军飞机就前来轰炸助战，29军的通信指挥在轰炸下彻底瘫痪，重新调整了部署的日军再次猛攻，突破了多处守军阵地，1700人的学兵团在敌人优势的火力下最终只有600人活了下来。南苑一片火海，形势对守军非常不利，军部不得不命令守军撤退。
可是，潘大汉奸的叛变行径还在继续。29军军部给南苑守军的撤退命令和路线被他拱手交给了日军。从通州赶往南苑准备侧击29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立刻转变行军路线，在南苑守军撤退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把机枪架在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的房屋顶上，等待29军撤退部队的到来。
和历史上一样，下午4时左右，从南苑撤退下来的29均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他们遭到萱岛联队机枪、迫击炮等武器的猛烈射击，日本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也赶来对29军展开狂轰滥炸。大红门一带地形一马平川，缺乏遮蔽物，29军在先前的南苑战斗中通信系统就被摧毁，加之遭到突然袭击，一时大乱，部队各自为战，失去了必要的联系与有效的指挥。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日军单方面的屠杀，佟麟阁、赵登禹、郑大章三部各自为战，场面混乱不堪。
战斗进行到晚上，虽然日军的炮火威胁减少了，但形势对疲惫的29军也越来越不利，赵登禹急眼了，抄起手枪，乘坐汽车亲率警卫部队赶到第一线，指挥部队向日军发动反击。不幸的是，当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由于汽车目标大，遂遭到日军重火力的集中攻击，日军打出照明弹照亮目标，车子被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副官也不幸牺牲。在车外三四米远的侦察兵宋振和刘成在炮弹尚未落地时便卧倒，接着又是一个打滚，躲开了火力急袭。随后二人借着照明弹尚未熄灭亮光和火光向日军射击，虽然二人都还没有打习惯自己手里的中正式步枪，不过凭借着良好的军事素质，依然发挥出了较高的射击水平。宋振击毙了大约200米外一个正在房顶上操纵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疯狂射击的日本兵，子弹从其左脸打进，右后脑穿出，鲜血和脑浆流了一房顶，那个日本兵滚下去了。副射手立刻顶上，才打了一个点射，便被迅速拉栓上膛的宋振一枪射下房顶。刘成瞄准了一个正在准备装弹的日本掷弹筒兵，一枪击中了那个日本矮子的左胸，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那个鬼子闷哼一声倒下了，手里打开了保险的榴弹也脱手坠地，一声巨响，装填手和弹药手被横飞的弹片击毙，多人受伤，那具掷弹筒也被炸毁。
此时二人回头一看，不觉大惊失色：赵登禹乘坐的黑色道奇汽车被日军炮火摧毁，赵登禹多处受伤。二人急忙低姿匍匐到赵登禹身边，查看了一下赵登禹的伤势，刘成便拿出急救包给赵登禹包扎，宋振端枪警戒，赵登禹的警卫员也力劝赵登禹后退到安全的地方去，赵登禹不肯，反而挣扎着站起来想带领部队反击，生化侦察兵可不是那么的通人情，迅速爬起来，只听天空“咻”一声响，二人一听就知道有发炮弹冲这儿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二人架起赵登禹就往后跑，警卫员也跟着跑但却有意用身体遮住赵登禹。赵登禹一边挣扎一边骂：“混蛋！放开我……”话音未落，才跑了七八米，一发炮弹便在后面爆炸了，四人均被强大的气浪掀翻在地，个个都挂了彩。跑在最后面的警卫员背后多处中弹，双腿被炸断，只剩下了一口气，但正因为他有意的遮挡让赵登禹避免了受更大的伤害。宋振和刘成也被弹片在后背开了好几条口子，赵登禹也再次受伤，肩膀、后背、双腿都被弹片划伤，不过由于跑出了一段距离加之警卫员的遮挡，所以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双腿被炸断而殉国。宋振和刘成在摔倒之后一时头昏脑胀，不过被弹片划伤后又一下清醒了不少，急忙回过头来看赵登禹和警卫员，不由大喊道：“师长受伤了，快叫医务兵！”不远处听到喊声的十来个人马上跑过来看，其中两个人给宋振和刘成包扎，另外有两个人去救警卫员，但很明显已经没什么希望了，重伤警卫员断断续续地说：“别……管我，快去……去救师……师座。另外……另外告诉XX省XX……县XX村的我的母亲和弟弟，我死了，是为抗日而死的，没有丢脸。”两个人不肯放弃，固执地撕烂军服，制成布条给警卫员包扎止血，不过由于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忠勇的警卫员牺牲了。赵登禹的情况也很不好，由于是“二次伤害”，导致赵登禹身体极度虚弱，他艰难地偏过头对众人说出了历史上的遗言：“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没有值得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说罢便昏迷过去。29军的官兵以为赵登禹牺牲了，纷纷哭喊道：“师座……”宋振一摸赵登禹鼻孔，还有气，便吼叫道：“哭什么？师长还有救，赶快做副担架，咱们保护师长冲出去！北平是不能回去了，看这架势，日本人肯定是想占领北平，我们往北平走就是自投罗网。我们应该往西南方向走，那里还有国军的部队，军座不是也在往西南方的保定走么？我建议应该丢掉不必要的东西，全军轻装，组织一支大刀队加手枪队作为突击队在前开路，打开缺口后后续部队迅速跟上。同时另一支由机枪手和冲锋枪手组成的部队断后，挡住日军。事不宜迟，赶快行动！”众人一听有理，在场的一个军衔最高者——一名中校立刻下令部队全力向西南方突围，务必打开缺口，保护师长冲出去，全军最后在固安县集中，那里还是国军控制区，同时集中了近百名大刀队和手枪队向西南方突击，远打近砍，杀开一条血路五六十名机枪手和冲锋枪手断后，以猛烈的自动火力挡住日军的冲锋。在“保护师长冲出去”和西南方向是国军控制区以及求生欲望的激励下，广大官兵纷纷奋勇冲杀，夜幕帮了他们的大忙，视野不良的日军一时搞不清他们的意图，不敢随意进攻，只以小部队进行试探性尾随攻击辅以炮火盲射，日军等级森严各小队各中队各大队把情况层层上报，最终汇总到联队部时耽搁了近半小时。萱岛联队长接报后也犯了一下糊涂，心想这些支那军怎么忽然转变了路线，跟磕了药似的往西南方打？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机枪手和冲锋枪手断后，几个小队进行了多次试探攻击都被打了回来。萱岛高大佐于是走到地图前看，思索了一会儿，顿时醒悟：“巴嘎！支那人狡猾狡猾滴！他们转变了突围方向，想跑到保定去。传我命令，各部全力追击，务必拦截住支那人，别让他们跑了！”消息再次层层下发，又耽误了十多分钟。日军于是转入全面攻击，但为时已晚，轻装的赵登禹部已经借助夜色掩护，大刀队和手枪队奋勇冲锋，从日军兵力不多的南边打开一条通道，后队随即跟上跑出三四公里远，虽然醒悟过来的日军以猛烈炮火进行射击，但因视野不良，日本炮兵也不敢打得太凶，追杀而来的日本步兵遭到断后的自动轻武器的猛烈射击，进展不快。赵登禹部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总算有包括赵登禹在内大约一个营的兵马在深夜逃出生天，摆脱了日军的追杀，撤退到固安县时已经是凌晨时分。
附：出卖29军的潘大汉奸简介（由本人百度多张帖子编辑而成）
潘毓桂（1884年—1961年11月12日），日伪天津市市长。字燕生，河北省盐山县人。其父潘文楼，曾在广西做知府。1917年潘毓桂任陈光远第十二师军法处长，兼任江西景德镇统税局长。1935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任宋的政务处处长。1935年6月，伙同石友三、白坚武发动“北平自治“叛乱。1937年七七事变中屡次向日军出卖二十九军作战计划，导致南苑失守，上千大学生惨死日军刺刀之下。
日军占领华北后出任伪北平公安局局长。1938年1月17日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1939年出国参加会议而离任。抗战胜利后被捕。解放后继续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61年11月12日病亡于监狱。此人好收藏古董。曾为清末名妓赛金花书写碑文。有日本籍贯义女山口淑子，中文名潘淑华，又名李香兰，伪满著名电影明星。
台湾出版的《光复除奸录》一书中，记录了潘毓桂面对审判人员的自辩。潘果然是才子，在审判人员面前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毫无愧疚之色。他认为，自己作“汉奸”，是做得有立场的。就是自己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交给日军，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指点日军进攻南苑时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兵团驻地，也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
在他说来，为宋哲元周旋于日军之前，是真心为华北谋一出路。潘称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二十九军和华北民众可以依靠的支柱，华北当时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战争，反而可以和平发展，他的理想是与日本合作，将华北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所以，他一直为此而奔走，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他对二十九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能够让二十九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以使自己那个伟大的理想得以实现 – 所谓卖国，乃为了爱国是也。
二十九军开始撤退后，潘毓桂汉奸嘴脸终于彻底暴露出来，他明目张胆的投靠了日寇，主动与日寇多方联络，“维持治安”，并且自告奋勇，出任当时日寇占领下的“伪警察局长”。 1938年1月17日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有关于他的几个片段，可以看到这个汉奸的极端无耻。
国民党军队早晨刚刚撤退，不到八点钟，他就在警察局会见记者，当时他带着一墨镜，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入座之后，开口便说：“各位都是朋友，已往的事不必谈了，既往譬如昨日死，今日当如今日生。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不愿当汉奸的，自己小心……”此人直言不讳，甘为汉奸，“勇气”是有，但真是无耻之尤！
沦陷时期，汉奸者众，标榜者寡。潘毓桂便是其一，以汉奸自居，以汉奸自得。但他未料到，同为汉奸的王克敏出任傀儡首脑后，罗织党羽，抵触其在“卧榻之旁鼾睡”，于是“送客出都”，任命潘毓桂为伪天津市长。天津治安维持会在伪临时政府成立后，改称天津市公署，原维持会委员长高凌霨蝉联伪天津市长，但属于过渡性质，日军暗自决定“换马”。日军特务机关头目茂川秀和力挺伪警察局局长刘玉书任伪天津市长，此时，传出潘毓桂即将出任伪天津市长的消息，天津的大小汉奸议论纷纷。刘玉书本有望坐上伪市长宝座，半路杀出夺美之人，自然心有不甘，于是授意伪保安队换成便衣，冒充市民散发传单反对潘毓桂出任伪市长。茂川秀和更是暗怂伪警察局督察长阎家琦组织代表团到日本特务机关递交呈文反对潘毓桂。其实，天津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也不认可潘毓桂，亲自致电北京日本军部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表达天津官绅各方意见，力阻潘毓桂到津赴任。
翌日，喜多诚一专程来津与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商谈。喜多诚一返京不久，最高军部对天津特务机关下达指示：对潘不得再持反对意见，必须表示欢迎。
潘毓桂上任后，逐渐将“辅治会”控制在手，对成立新民会不感兴趣。1938年3月，新民会总会副会长张燕卿来津建立天津新民会，潘毓桂不但不任会长，甚至缺席成立会，使张燕卿尴尬异常。潘的种种所为，给日本人留下了不大“驯服”的印象。
潘毓桂本是天津日军特务机关的抵触人物，“三把火”烧过后，逐渐失宠。日本人开始秘密扶植另一傀儡人物温世珍，将其任命为伪天津海关监督。
温世珍有望取代伪市长的风声放出后，潘毓桂怎肯罢休，派保镖贾少卿设法暗杀温世珍。温世珍发觉经常有人在其住宅及伪海关公署周围活动，一时不敢外出。日本人为让潘毓桂体面下台，先任温世珍为伪代理市长，潘则以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各大都市市长会议为名，在上任14个月后黯然下台。
时至今日，像潘五这样自称是为了“救国”的汉奸，在中国仍然有着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些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汉奸崽子们，无孔不入，对出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兴趣非常。但历史终究是要与他们算总账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此等叛徒甚于秦桧，当诛而永不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