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是回乡知青还是下乡知青，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来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可我见到的知青都和我一样在浪费青春，知识退化，逐渐走向“润土”式的劳动者，长此以往，我们这代人就完了。

    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犹如现在的明星，可望而不可及。那时招工、招干，这档子好事，永远不会落到我们普通百姓身上，惟有当兵这事，有老百姓的机会，失去到部队发展的机会后，就觉得我的前途没有了，时常埋怨自己，经常郁郁寡欢。

    妻子常安慰说：“天下这么多人都当农民，他们也过得好好的，虽然你是农民，但你当民办教师，总比我们农民好些嘛，不当兵也没有什么。”

    后来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叶品品到我们邻居家做竹椅子，我得请他到我家吃饭。同样，我父亲又去街上割了两斤肉招待他。他说，你还有福气当民办教师，我们大队的民办教师都让大队干部的儿女们当了。我只得学做竹器货，每月交30元给生产队，生产队给我每天记10分工分。他还告诉我说，我们过去“革命到底”战斗团的周文之死了。据他的妻子说，是在家里弄炸药去炸鱼，炸药突然爆炸而死的。但他哥却说，是他老婆伙同别人把他炸死的。官司打了一年，还是以无证据告终。更感觉蹊跷的事是，他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说：“我很倒霉，没名气，哪天我用刀子捅自己一刀，流一滩血，就会在我们龙门县出名” 我真想不到做梦都想成为名人的周文之，会应了他的话。但他的死，在龙门县没几个人知道，连名也没出成。

    我的同班同学胡全国，他腰上系一条围腰，满身都有白色粉末的痕迹。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当粉匠，怎么样？老兄，看不起咱们吗？说实在的，我每天能挣到两元多钱，是你工资的两倍，而且自由自在的，想耍就耍。”

    我说：“哪里的话，我很羡慕你们的自由，真有点像过去走江湖的侠客，活得洒脱。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连星期天都要回生产队劳动。”

    当见到我的同学们的日子都过得不好，自己也就知足了。妻子的话也有道理，说不定以后还真有机会走出农村呢。为了排除苦恼，有空时，我就爱骑着我的自行车到处跑。那时，我的战友邹钦明早已结婚，大儿子都两岁了。他妻子是当时我们团的红外围组织的，家是龙门县城的居民。我们一起吹牛，有时，我们还一起到他们俩下乡的生产队去耍。

    有时又跑到吴凡赤那里玩。吴凡赤没出去做工（现在叫打工，他也该算作是打工族的老前辈了）时或回家交生产队的钱时，也要到我家来耍。

    一次吴凡赤到我家时，带了一个画友，他们还带来一个当时流行的美多牌收音机，有拉竿天线。把装收音机的皮包带子往我家院坝里的黑桃树上一挂，我们的邻居都能听到广播。不像我的几块钱买的零件自己安装的收音机，要接上高高的天线，才能收到几个电台的广播。他穿着一身挺时髦的大衣，让我们的邻居赞叹不已。言外之意是我没有我的同学有本事，使我感觉得非常尴尬。后来，我曾经多次想辞去民办教师职务，同他们一起去闯世界，但由于我们龙门公社没有外出做工的先例，再加上全家人和我的姐姐们的劝说，我还是没走成。

    不久，知青的工宣队长到我们生产队看望知青时，给队长说，要知青们自立门户，不能老是住在社员们家里，得不到锻炼。生产队就把一间牛圈刷了些石灰，再打扫一下，给知青田明明和舒祥国住，他俩就到曾经的公牛圈安家去了。因此，曾经是我父亲喂牛的公共牛圈，就成为我们三人的俱乐部。我们一起炼哑铃，吹牛皮，唱歌，借此排遣苦闷。

    后来，凡是田明明的知青朋友有事请客，他们都要邀请我去吃饭，他们说我是农村里最开明的人。在吃饭之前，他们就给我说，你是老师，不要客气哈，吃饭客气是吃不饱的。然后，大家就端着饭碗猛吃，抢盆子里的菜，菜吃完，又抢菜汤吃。吃完后，就唱歌、跳舞、拉小提琴。到大家都累了的时候，就天南海北的乱吹。有一个知青说：“要不了二十年，历史将会告诉我们说，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知青说：“有一个女生自编自唱了一首歌，歌名叫《望断龙门》，被苏联电台录了下来，向全世界播放。”他还说在收音机里听到过，非常好听，这个女知青已被公安机关抓走了。

    有几个知青家庭条件比较好，他们的钱也比较多，生活也不错，不像田明明和舒祥国这么老实。我在同他们交往时，才发觉，这些人做饭、炒菜的手艺比我们农村人高，胆子也比较大。他们到生产队劳动的时候很少，要去劳动的话，就是拿着农具跟着社员走，老老实实劳动的人很少。而且，经常请假回家一两个月。回来时，生产队就不分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到处去告状，最后，生产队还得乖乖地一斤不少的分给他们。他们没有菜了，就到农民的自留地偷，要是碰着人了，就厚着脸皮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要点菜，实在吞不下白饭了。”淳朴善良的农民们哭笑不得地说：“随便拿，我们也没花钱买，只不过花了一点力气，以后要吃，就自己拿。”要点小菜还好说，他们有时还偷鸡，甚至还偷农民的看家狗，深夜在家煮着吃，北天就睡大觉。

    这些事被反映到大队干部那里，在开会时，支部书记方文树就批评这种现象。说再不悔改，将向他们的工宣队长反映，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将来招工招干时，不放他们走。正说得起劲时，一个叫煤力士的知青就冲上台，比划着武打动作，向方文树进攻。方支树见势不妙就逃跑，他的老婆就跑到前面把煤力士挡住。

    其实，那个经常说他炼过少林拳的煤力士，一点武功也没有，他只不过想用这招来保护自己罢了。省城报社的一个记者来看田明明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得凶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会叫。”记得刚下乡不久，煤力士想全公社的人都知道他武功超群，就伙同几个武友，向龙门公社的武林高手刘玉金比武。这个解放后才从峨眉山还俗的和尚刘玉金，给他们说：“你们年轻人血气方刚，不会轻易认输；我一个老头子，也拉不下脸面认败。一旦比起武来，难免伤到人，谁受伤都不好。实在要比武的话，我坐在板凳上，我用手勾着一根麻纯，你们四人能拖动我，就算我输了，否则，再不要说你们炼过少林拳了。结果，煤力士等四个小伙子不但没有拖动刘玉金，还被刘玉金拖到面前了，四个小伙子在众人的嘲笑中狼狈而逃。

    方支树一逃，这大会就自然散了。而煤力士还和几个知青在那里吵嚷着说，算你跑得快，老子今天就放你一码。

    不仅如此，煤力士还到处找女朋友，很多女知青都怕她，所以见到他就像躲瘟神一样跑掉。

    因此，这几个知青的名声很不好，他们和大队干部的关系也很紧张。同事胡飞飞曾提醒我说，我们大队的干部都很恨那几个知青，听说他们对你很好，你还去过那些人家吃饭哈。言外之意是：如果我再和他们来往的话，大队干部将会迁怒于我。说实在的，我很理解他们，他们并不是坏人，只不过对上山下乡不满，在城里生活惯了，自然不适应农村生活。但是，我并不在乎，田明明还带我到省城里的家玩过几次。看到省城里的人生活那么幸福，就有点向往大城市了。

    有一次，我们去省城回家时，有二十来个知青一起。他们都不直接乘长途客车回家，而是绕道乘火车到阳简县城，再搭车回家。

    我们从阳简火车站出站走了几百米，就碰到一辆货车，他们二十多个知青就唰一家伙把公路拦断，货车司机只得急刹车，一个叫张有嘴的外交家就爬上车和司机交涉搭车的事。司机说，我装满了一车煤，你们坐到郑金镇时都会变成非洲黑人。张有嘴就爬上汽车顶棚看，果然是一车散煤，就从车上跳了下来，给司机招手放行，司机就启动油门跑了，我们大家又继续走路。

    走了一会路，后面来了一辆货车，走在我们后面的另一伙知青向司机招手，司机非但不停，反而加速行驶，一个手拿石头的知青就气急败坏的向司机砸去。只听咣当一声，挡风玻璃被砸碎，司机来了个急刹，汽车停了，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妇女用手捂住额头，鲜血从手缝里直往下滴。

    见砸伤了人，那几个知青撒腿就跑。

    在公路两边劳动的社员们就大喊站住，然后有十多个人拿着锄头、扁担冲向公路，把这几个知青拦住。几个知青被打得喊爹叫娘的。

    田明明说，我们去劝一下那些社员，免得打出人命。张有嘴却说，这一带的社员很恨知青，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们也当做同伙，我们有口也说不清，他们自己惹的祸，让他们自己去承担吧，我们还是赶快走。

    于是，我们就赶快离开。果然有个社员追了上来说：“哪里走？赶快把受伤的人弄去卫生院看！”

    张有嘴说：“我们不认识他们，你找他们去吧！”

    那人也没凭据说我们，就跑回去了。

    我们逃离现场后，就不敢再拦车了。

    回家有四十多公里的路程，就这样走，可能到天黑都回不了家。于是，大家又动了拦车的念头。

    不一会，后面就真的来了一辆货车，张有嘴就叫大家停下来站在公路两边。先有一个女生向司机招手喊话，司机见状就真的停下了。然后。张有嘴就拿出一支大前门香烟（那时这烟一般人有烟票也买不到的）递给司机说：

    “师傅，辛苦了！我们实在走不动了，你看我们这行人，有女生，也有小孩子，就可怜我们，搭我们一程吧？我们会一辈子记得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的！”

    司机接过香烟，张有嘴帮他点燃，司机就笑眯眯地说：“算你们运气好，我把红苕运到粮站下了，是空的，你们上去吧。”

    听说叫我们上，大家就朝车上爬，张有嘴就站在地上帮助大家，有时还用他的肩把女生和小孩的脚往车上顶。不一会工夫，我们都上去了，张有嘴还坐到司机台陪着司机开车呢！

    田明明给我说，这家伙真油，如果运气好，说不定将来还能当个外交家呢。

    由于坐了三十多公里的车，回家就只走十来公里的小路，所以，我们很早就回到了家。

    和知青们一道的时候，我似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无居无束，思想奔放，可回到我的矮小的茅屋，就感觉得有些窒息和压抑，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总想着走出去，见见世面。

    想不到这样的日子也很快没有了，舒祥国因为做过阑尾手术，办手续回城了，听说街道办事处安排他修理自行车。他走后，田明明也被他们父亲的厂招工回去了，

    我们大队另外几个知青，也都进城工作了，而且几乎都进了国企单位，因为他们的父母很有本事（十多年后，很多人都升了官，其中一个还当上了省上的一个银行的副行长），大队干部也曾经想阻难他们，不给盖章，可公社胡成百书记一个电话，方支书就乖乖地给盖了章。

    这些知青都是初中生，有的只读了一年就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就比我们回乡知青好？而政府从未有发过关于回乡知青的文件，我们一样的是知识青年，而且，我们中很多人的文化水平都比他们高，这就是中国农村人与城市人的差别。我们回乡知青是被政府遗忘的人，我们都想不通，所以，大家都想成为城里人，吃国家配粮，要不然，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永远和我们一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后来，从省城又下放来了三个女知青到我们生产队。这次，队长就不忍心叫她们住牛圈，就给她们修了四间草屋。除去一间做公用厨房外，其余一人住一间，旁边还搭了一个厕所。

    由于古训有男女授受不清之观念，我和她们很少来往，因此，我感觉得更加孤独，更加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