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很快就转向造反派一方，由于“二月镇反”运动被否定，过去被抓的造反派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命先锋。他们在各单位都成了文革英雄，过去参加过“保皇派”的人很快都向本单位写申请参加造反派组织。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搞起了大联合。
到十月份，龙门县就先后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简称三代会）。那时的头目是一种非常革命的称呼，叫勤务组长。他们分别是伍成玉、干云勇和邹钦明。
由于邹钦明的安排，我和吴凡赤成了红代会的政治宣传干事，我俩再加上一个初中美术教师，就具体负责红代会在丁字街口办的宣传栏。说是宣传干事，实际没有工资，没有任务，很随意地跟着报刊杂志摘抄。主要的抄写都由那个老师完成，吴凡赤负责刊头画和插图，我只不过画点花边，有时帮着涂点色彩。
那时的大型集会，要抬宣传画游行，这些画都是吴凡赤操刀，我在旁边打下手。那个美术老师，居然不敢动笔，怕弄出的东西被人笑话。
全县的学校都属于县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领导，各校学生属于红卫兵造反大队成员，我校的大队长是我们过去的团长胡松兵，各班的领导还叫班长。工代会和农代会也与此类似。
说也奇怪，在选新班长时，老班长居然提议我这个连组长都没当过的人当班长，而且，一拍即合，全班同学都一直赞成。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但既然是大家的意思，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何况，这时期的人对干部不再是过去那种比别人高一等的观点，当干部也不过是一个召集人而已，我也就在学校的领导下召集过几次会议就混到了毕业。
在龙门县，革命大联合很快就完成了，因为大家都是一边倒，不是造反派就是保皇派。可在龙门地区（后来叫市）和省城里就很难联合起来了，因为组织派系众多，谁都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别人是保皇派或二老保。就开始互相攻击，揭疮疤，到后来就发展到用武力来解决谁最革命。
龙门地区（市的）的造反派的武斗最激烈，听说还打死、打伤过人。省城里也不差，连全世界都出了名的“川大8·26”都在中和场被打败。听说是被那些不会写文章，也没学过军事的工农联合队伍——产业军挫败的。有一支败兵逃到我们学校寻求帮助，有人给我说他们的团长游某某也在其中。我看到有几十个人，他们有的衣服被撕烂，有的一支裤子被弄湿弄赃，就把湿的那支裤子卷起来，而干的就不卷，跟电影里被打败的夸杆兵一个模样。
那时的形式十分紧张，后来发展到使用枪支的地步，一般人都不敢外出，怕遇上武斗，死于非命。
有一天，县武装部来了一个干部，他叫学校红卫兵大队长胡松兵通知各班造反派，晚上到武装部领枪，拿回学校统一保管，理由是怕外地的造反派来我县抢枪。
我是一个很怕事的人，就没叫我班的同学去，但其他班级的人十分踊跃，很多人都想拿一把手枪防身。
果然，那天晚上他们拿回了很多步枪和手枪。据说是龙门县武装部用来装备一个民兵师的武器，子弹有21万多发，步枪几千支，手枪一百多支，轻重机枪共一百支。在各单位领取时，都造册登记了的。
虽然大联合了，但各造反派组织还没解散，仍然在自己占用的办公室活动。第二天我到团部时，邹钦明也来了，他拿着一支手枪，说是18响的。他还问我要不要支枪，要的话他动员一个同学把他的给我。我说，我怕耍枪有危险，就不要麻烦了。
果然，当天晚上就出事了。一个人在团部里擦拭自己的手枪，不知怎么就走了火，子弹从王成法的右大腿进去后，又穿左膝盖缝出，虽然没生命危险，但留下终身残疾：一只脚长，一只脚短，走路时，屁股老是要朝后面翘一下才能迈出步子。
没过几天，县一中的一个人拿着手枪给同学开玩笑走了火，那人的肺部钻进了子弹，经医院手术后保住了小命，但肺部终身吃紧，呼吸急促。
一次，在邹钦明的县政府住宿里，我碰到了久经沙场的伍成玉。刘贵子在街上买来一盅凉菜，大家你一块，我一坨的正吃得香时，刘贵子就拿出他的手枪请伍成玉修理。谁知这枪会在这个老兵手里走火？一声巨响，我们四个人都呆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有谁中弹。我试着活动我全身，好像都没问题。邹钦明摸着出血的耳朵叫我看看伤得怎样，我看只有一点血丝。伍成玉在查看我们的伤情后，突然说：“我受伤了”
我们看到他的左手掌在流血。原来，子弹穿过他左手掌后，从我的大腿下方射过，最后钻到地板里安息去了。
我们很快把他送到医院，医生给他包扎好就走了。他说没事，给几颗消炎药片就行了。
这枪支弹药确实有点可怕，记得我父亲到学校看我时，我俩坐在我们的床上，突然听得一声枪响，把我吓得六神无主，清醒后，我们才想到察看伤情。原来是邹钦明在我的背后拿枪时不小心走了火，幸好受伤的只是他放在床上夺的木板箱，子弹从我和我父亲的背后飞过穿透了他的木板箱，他的衣服和蚊帐被击穿，展开一看有几十个洞，又好笑又吓人。
后来我只要听说谁有手枪，就躲着谁。可正在这时，偏偏县革委又通知城区各单位拿着步枪到北门去阻击坏人。我也只得扛着步枪和在校的同学一起到北门指定的公路边设埋伏，我们提心吊胆地端着步枪，趴在公路边的低洼地方，眼睛注视着公路，心里想着拉枪栓和瞄准以及扣动扳机的动作。可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公路上什么陌生人都没有见到，有人通知撤离阵地，我们如释重负，虽然没能过枪瘾，但也少了危险。我们学校有几十个人参加了这次行动，我们几十号人就像残兵一样胡乱揹着枪，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回到学校。
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没过多久，形式好转后，驻军首长就通知三代会的负责人把枪支弹药送到武装部封存，各单位还排着队伍，敲锣打鼓地把枪支弹药送到武装部。想不到几年后把这次为武装部保管枪支的事说成是龙门县造反派抢枪事件，真实比《窦娥冤》还冤啊！值得庆幸的是，也只是少数头目才受到这种冤屈，大多数人没能享受到这份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