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留臭名

    日方东京大本营对于日军侵入滦东的战略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关东军此举并没有得到天皇的赞成。天皇也认为这么打下去，全面开战肯定是避免不了了。虽然日方侵华之心已久，但全面侵华，他们毕竟也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再者国际舆论那一关怎么过？所以见好就收，打完了占点便宜，签个什么合约，领一些赔偿金，这是他们最开始的想法。

    更何况，兴隆之战，日军差点被“包了饺子”，这确实也让他们胆战心惊了一把，于是日方决定，点到为止，先谈判，能捞一点儿是一点儿！

    但何应钦却是求之不得的，他早就不想打了，他始终认为，强打下去只会两败俱伤。于是乎，他借助一些中间人，开始大肆向各界渲染议和的重要性。对于日军的无理侵略，他表示强烈的谴责，他呼吁双方应该保持克制和理性，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上来！（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

    他立即发报给蒋，请求指示。蒋当然是希望和，所以让他“酌情”处理，同时还给何指示了一系列“锦囊妙计”，什么先拉几个社会上有点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先向国际方面“酝酿”，政府先不出面。然后还要统一华北前线各将领的思想，最后等那些社会上的人在国际方面取得突破之后，再由中央决议如何谈，如何停战等等。

    显然，蒋非常想要议和，而且手法更高，他先要造成是社会各界人士强烈要求“议和”，中央最后只不过是顺从名义而已。如果日后事情有变，大不了就让那些个社会人士成为替罪羔羊。

    事儿还没办好，就先找好了替罪羔羊，不愧是玩权谋的。高，实在是高!

    何应钦在这个基础上，于4月26日在北平居仁堂召集华北将领议事，众将领均表示同意对日议和。一大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被打怕了，毕竟这段日子以来，他们也见识到了日军猛烈的火力。能够和平，谁想拼命？

    可是，敌人会这么想么？

    5月2日，日本东京也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与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议定 “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作战方案。这句方案着重强调的是这个“迫和”二字，用什么迫？

    迫击炮呗！

    次日，日军在长城线和承德一带集结兵力，5月7日向滦东再次发起进攻！

    何应钦指挥的部队一退再退，可是，日军仍然无动于衷，依旧进攻，于20日之前，将平、津城外的要地、关隘（如遵化，唐山，蓟县等）全部占领，兵锋直指平津！

    21日，日军进攻北平的屏障，怀柔！

    守卫怀柔的第五十九军，在总指挥傅作义的率领下，星夜从张家口出发，以24小时急行200余里的速度赶到了怀柔。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在怀柔一带激烈搏杀，两日之内，让日军不得前进一步！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傅作义部仍死死守卫着怀柔，捍卫着中国军人的最后一丝尊严！

    傅作义将军由此一战成名！

    但何应钦此时此刻已是和日军在进行着谈判，他害怕日军攻破北平，到时候这个罪名，自己可是担当不起的，所以明知道日军是在以战迫和，他也没有办法。

    实力不如人，只能任人欺！

    双方拉锯了将近一个礼拜，最终仍是中方作出了妥协，于5月31日和日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协定有五条，分别是：（1）中国军即刻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一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准越过该线，不允许出现任何挑战扰乱行为。

    （2）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是否被中方执行，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以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被中方遵守，即不再越过该线追击，且自动归于长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列出的地区的治安情况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得用刺激日本之武力团体担任。

    （5）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双方双方应行记名盖印。

    看看这五条协议，哪一条不是奇耻大辱？在自己的国土上，人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连警察的安排都得听他们的，古往今来，哪条协议是这般霸道？

    塘沽停战协定一签署，引起举国公愤！各大报刊对于这等协定，均以“奇耻大辱”名之。更有甚者，指名道姓，“卖国”之说，屡见报端！

    何应钦作为华北最高行政代表，受舆论攻击的力度也是最大的，这让他很气愤。他立即发报给中央，强调自己拼死拼活“求”到的和平，反而被国内的舆论力量所误导，这让他实在难以接受。

    蒋公也知道他是为自己“揽”下了骂名，当即回电安慰了何几句，并表示会为此事负责。

    6月3日，蒋公和汪精卫均表示对停战协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装模作样的“上书”中央，愿意接受立法院的处分。何应钦也不傻，在两大领导人都做出“表态”的情况下，他于第二日上书汪精卫，“请求”处分。结果自然就是走个过场，处分什么的，也就是说说而已了。

    但他上书的电报中，却也真实的流露出了他的思想情感。他本意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共御外敌。但事实上，他只能咬着牙接受委屈，同时也透露出很多无奈。他只是一个代言人，并没有决定权，事事都要征得领袖的同意，然而世人却没有给他更多的理解，这让他心中的压力顿增，郁闷和苦恼自然也就随之而来。

    塘沽协定告一段落后，势态并没有好转，因为敌人忘我之心是不死的！

    日本加紧了蚕食华北的步骤，他们想了一个“华北自治”的招数，想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日方还特意拉拢在华北避世的北洋老军阀吴佩孚。吴佩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他是北洋军阀中的“老前辈”了，之前蒋公北伐的对象，正是此君。

    但吴佩孚虽然之前和国民革命军打的你死我活，但是在这民族大义上，却是非常有立场，他言辞拒绝日本人的邀请，拒不合作，后于1939年被日军暗害。

    好个吴佩孚！内战的时候，你是军阀，但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有些人，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吴佩孚的正义也感染到了何应钦，因此在华北，何应钦与日军渐行渐远。日军知道何应钦在华北对他们扶持“华北自治”的主张是一大阻碍，所以想方设法要将何应钦赶出华北。

    什么方法呢？老一套，用计，反间计，搞出点事端，然后利用中国国内的舆论，将压力全部转移到何应钦身上，迫于内外压力，蒋公则自然会调何应钦离开华北。

    日本人的这一招还真狠毒，他们利用一个北平公使馆的小武官高桥和一个小参谋长酒井，寻衅滋事，施压何应钦。最终，为了避免势态扩大，何应钦和酒井签了一个纸函，纸函中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章，史书上叫做“何梅协定”。

    由于《何梅协定》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而且双方并没有采用正式的文字协定，所以何应钦本人是不承认的。

    正如前面所述，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代言人，和日方在华北的周旋，虽然极尽困难，但他只能默默忍受。

    骂名，委屈，压力，正是他那时候在华北最真实的写照！

    不过日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从所谓的“何梅协定”之后，何应钦长时间离开了北平，回到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