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将”不福了

    江西出了什么大事呢？熟悉我党历史的朋友这会儿基本上都已经能猜到了。没错，就是红军闹革命。

    自从红军在井冈山开辟了根据地之后，蒋公就一直视我军为心腹大患，中原大战一结束，他“终于”可以调集力量，来对付我英勇的红军了。

    为了对付红军，蒋公于1930年10月到1934年10月，接连对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第一次“围剿”，何应钦没有参加，但他是策划者之一。当时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10月28日，他在汉口开了个动员会，召集国军在湘鄂赣三省的各部力量，宣布对苏区进行“围剿”。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了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于11月下旬开始向苏区进攻。

    结果红军在伟大领袖朱毛同志的率领下，以“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将国军打的大败，歼灭了敌十八师，活捉了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国军第一次“围剿”宣告失败！

    一向自认为自己是“福将”的何应钦，没想到第一次“围剿”竟然就会遭到失败。他开始总结教训，无外乎就是认为兵力调配不当，急躁冒进。于是他先后组织江西各县的民团，加强联防，同时封锁苏区的经济和交通。在战略上，以“主力分别由北，东，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侧协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兵力上，他先后调了韩德勤的五十二师，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等部队，连同第一次参加“围剿”的剩余部队，共计20万人，于1931年的3月27日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

    鉴于上一次急躁冒进，国军也被打怕了，何应钦命令部队每日只行进5——10里，最多只走20里，而且大部队走之前，先以小部队提前侦查，发现没事后大部队再前进。就这么走走停停了一个月，才到达红军的前线阵地。

    针对于国军这一次的进攻，红军在毛朱指挥下，再次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再相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一招在红军中屡试不爽，实乃神招！）

    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于4月底从宁都、广昌西移至东固附近地区隐蔽待命。5月12日，何应钦代表蒋公提出了《剿灭赤匪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何大肆污蔑、诽谤红军，叫嚣我军覆亡之日已经不远。

    他的叫嚣话音刚落，红军就给国军来了个啪啪的打脸！

    原来就在5月8日的时候，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的前头部队探得红军的主力部队有七八个军在东固地区埋伏，但不敢确定这情报是否有误，于是向何报告。何应钦复电，说已经派飞机过去侦查了，让他们继续监视。

    公秉藩接到电报后，派出了大量侦察兵，便衣搜索，一无所获。何应钦没吃过红军的苦头，他等不及了，在5月11日的时候，又电令公秉藩：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在各路军中树立一个榜样！

    公秉藩犹豫不决，因为他吃过红军的苦头，知道这当中应该是有蹊跷的。只是长官既然发话了，他也得硬着头皮上。

    5月13日—5月15日，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和唐云山的第四十七师，大摇大摆的向东固前进。待走到一处山林后，我们熟悉的经典一幕又出现了：去向不明的红军突然从四面八方里杀出，喊声震天，炮火不断，火把丛生，冲了出来！

    公秉藩一拍大腿，叫了一句三国演义中各路龙套将领经常讲出的一句词：糟了，中计！

    他还想顽抗一会儿，结果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遍山遍野冲下来的红军使得国军无心恋战，狼狈逃窜。公秉藩乔装成文书，被赤卫队俘虏了，最后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神通，竟然被他蒙混逃脱了。

    这一战后，红军在毛、朱的率领下，自西向东，按照地球自转的方向横扫七百里路，打得国军丢盔弃甲，最终歼敌三万，缴枪两万，击毙第五师师长胡祖玉，粉碎了国军的第二次“围剿”！

    蒋公的那句娘希匹没有忍住，终究还是骂了出来。何应钦也是垂头丧气，他把失败的原因推到了部队急进中计上。

    经过这一战，他算是领略到了红军的真正威力了！

    接着蒋公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任命何为前线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对红军发起了第三“围剿”行动。红军依然是诱敌深入，在山林间来回穿插，让敌人找也找不到。

    何应钦被红军绕的团团转，接连吃了败仗，到了9月上旬至中旬，红军又取得老营盘战斗、高兴圩战斗，方石玲战斗的胜利，前后共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蒋何第三次军事“围剿”。

    何应钦的指挥在毛、朱面前，俨然词穷，唯有徒唤奈何！

    “福”将终于不“福”了！

    民族危急

    正当国军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之际，1931年9月18日（请再次铭记这个日子！），日本军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事端，在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命令关东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随后迅即侵占东北各地，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正式爆发！

    虽说蒋公正与红军打的不可开交，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外患，其实早就有所准备了，他一直叫囔着“攘外必先安内”，早在事变前的8月16日，他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军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由此看来，他其实早就会料到日军会有动作的！但料都料到了，他竟然不做防备，仍是积极准备打内战，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无语。

    事变后，张学良请示蒋公，蒋公仍然以“为免势态扩大，绝不能抵抗”回电。按照蒋的指示，少帅张学良没有抵抗，东北军在锦州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全线退入关内，日军在东北开始烧杀抢掠，1932年1月，东北沦陷。

    关于这段历史，后来出现了很多疑点，很多人都质疑，到底是蒋公下令不抵抗，还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的？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个谜，由于篇幅原因，在此我们也不作深讨。

    事变发生后，9月28日，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发表《告诫全国军人书》，在这封告诫书中，何虽然大斥日本无道，野蛮霸道，但真正关键的话，却是“忍辱负重”，“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

    都打到家门口了，还要忍辱负重，这军人做的，也太憋屈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蚕食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无遗，日方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重庆、上海等地寻衅闹事，借机扩大事端。

    1月18日，日本僧侣五人，在上海闸北三友实业社工厂前挑衅，被该社工人驱赶。1月20日，几十名日本浪人借助日本陆战队的四辆铁甲车赶到三友实业社，放火焚烧，并打死打伤中国巡捕三人。日本政府不但无理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而且大举增兵上海，逼迫国民政府就范！

    无耻如此，世所罕见！！！

    面对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驻扎上海的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同仇忾，总指挥蒋光鼐（念nai），军长蔡廷锴（请大家记住这位抗日名将！）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开会后决定，死守上海，痛击来犯日军！蔡，戴二人于会后随即联名致电给了孙科和何应钦等，表明了十九路军的态度。

    此时，对日无心决战的蒋公一面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暂对日军妥协，一面调何应钦到上海去做蔡廷锴的思想工作。何劝蔡未果，蒋又让张静江去劝，仍是被蔡廷锴严词拒绝。

    1月27日夜，何应钦向十九路军连发三电，要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

    第二日晚11点半，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从天通庵路，虹江路等处，突然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正待命换防的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第六团忍无可忍，奋起反击，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十九路军伤亡也很惨重，却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日军见吃了个亏，立即采取缓兵之计，要求停战和谈。何应钦按蒋公的意旨，于1月29日发表致各省电。在这封电报中，蒋仍是希望各省不要妄动，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交上，同时要求各省军政长官深刻领会中央意旨，确切明了正当防卫之意义，不要让日军找到借口重启战机！

    正是蒋何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使得日军置国际舆论于不顾，从容调集兵力，增派驱逐舰4艘，巡洋舰3艘，航空母舰2艘，运来了日本海军陆战队数千名士兵，陆续抵达上海。我十九路军军亦将第六十师、六十一师调至淞沪前线，第七十八师亦全部进入前线防御阵地。

    中华民族，已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