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2 月15 日午夜，村子里万籁俱寂，下弦月在寒冷的夜空里悄无声息地穿行，月亮旁边稀疏的星辰冻得瑟瑟发抖，劳累了一天的乡亲们正沉浸在静谧的梦乡之中。

    待我家人入睡后，我带卫国和守土悄悄溜到灶房里，不一会儿，一盆香喷喷的鱼肉和一碟油光发亮的腊肉就端上桌子，我又蹑手蹑脚摸索到父母床头，从酒坛里倒了一大海碗的甘蔗酒。

    我们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着不知谈论了多少次但总没有结果的所谓理想：

    “我还是想去参加补习班，明年再考大学。只是家里……”我确实想通过考大学跳离农门。我在繁重的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中，也不忘记一遍遍地谋划着如何弄到一些钱后到县城中学参加高考补习班。

    “我想考艺术学院，学拉二胡或唱歌什么的，可是……珠算和劳动课我都不错，只是考大学又不考它们。”守土被推荐上了高中，但读了一年，就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了。他父母当时也不反对，毕竟回来参加生产劳动也能挣工分。

    “我就不会去挤那条独木桥，现在我想清楚了，我什么都不想，就一门心思想去参军。”卫国成分不错，但在大队读初中时跟人家打过几架，1975 年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时，管理学校的贫协代表们在第一轮讨论中就把他淘汰出局了。过后，参加推荐会的张老伯找到卫国，无不惋惜地说：“卫国呀， 要是你在学校循规蹈矩就好了，这回呀，唉，只恨世上没有后悔药吃了……” 想不到，卫国反唇相讥道：“本来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只因读了两年这种天天劳动天天写大字报的初中，我才学会打架的，不过，幸好我读的还是初中，要是再读了两年高中，那我还不得杀人越货了？哎呀，这高中还是不读的好。”气得张老伯捶胸顿足。

    我们喝了一些酒，谈论的话题又集中到当前的国家大事上面。三人围绕着上个月公社武装部号召广大民兵踊跃报名参加支前这一话题。

    “我看，这一次肯定要打大仗了。他们经常在边境开枪开炮杀害我们无辜边民，还多次叫嚣要打到友谊关喝早茶，打到南宁过春节，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卫国说。

    “上前线做支前是不是很危险呀？”我虽然也报名了，但支前民兵究竟做什么，还是不甚清楚。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公社武装部的人说了，应该不会太危险。他们说，解放军负责在前面打，民兵只是在后方抬伤员搬运弹药，隔着一段距离……不过我又想不通了，就算往后方运伤员或往前线运弹药，路上也免不了敌人的冷枪冷炮啊。”守土这样分析道。

    “要是一点危险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走平路还有摔折手脚的时候哩， 何况打仗。”卫国端起一杯酒，一仰脖子把杯里的酒喝下去，继续道，“危险肯定是有的，死人肯定也会有的，但危险就不去了？死人就不去了？哪有这个道理！我们村祖祖辈辈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遇上外族入侵时，全村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谁要是当了缩头乌龟，死后不能跟祖宗葬在一起……现在，人家都快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不打怎么办？ 有人胆小怕事，都往内地搬家，我在内地可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就算有， 我也不会走，这里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家园，我们凭什么让他们赶走？……” 卫国喝了几杯酒，越说越气愤。

    我们吃的蔗酒是生产队每年榨季时把甘蔗送到县糖厂后，糖厂奖励给蔗农的。虽然酒精度只有二十度左右，质地又苦又寡，但酒后我们的思绪都很活跃，三人都感慨道：眼下边境形势这样严峻，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上前线， 我们绝无二话，毕竟，保卫国家和保卫自己的家园是分不开的，没有国哪有家啊！

    正当我们三人边吃边谈时，门外有人突然一边“嘭嘭嘭”地擂打着门板， 一边用沙哑的嗓子急促喊道：“哥二！开门！哥二！开门！”

    我们端着米酒的杯子停留在空中，三人面面相觑后守土如梦方醒，张嘴“噗”的一声把灯吹灭了。门外叫门的是生产队基干民兵排长九叔，九叔肯定早就得到线报，组织民兵在门外埋伏，只等我们开吃就冲进来“人赃俱获”。

    我也反应过来了，摸黑端起桌上那盆冒着热气的鱼转身放进碗柜里，把柜门紧紧闭上。三人在黑暗里彼此都听到“怦怦”的心跳声，我们担心一旦被抓个人赃俱获，虽不至于把我们三人抓去游行批斗，但就算在队里让我们做个深刻检讨，那也不亚于在乡亲们面前脱光裤子般难堪。除此之外，我和守土肯定被家人臭骂一顿，而卫国肯定要被他那个拳师老爹当作沙袋气急败坏的来一顿老拳。

    九叔擂门板和急促的叫喊声顿时惊得左邻右舍鸡飞狗跳，我家的大黄狗也狂吠不停，那只过年时父亲刀下留情被赋予造种重任的小母鸡也吓得拼命扑撞着鸡舍。

    我们三人正不知所措时，卫国突然压低嗓子道：“你们听，叔九分明是叫你爸的，不是叫我们的。”

    经卫国这么提醒，大家侧耳一听，九叔确实是口口声声叫“哥二，开门”， 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父亲在本家兄弟中排行老二，跟九叔同一辈分，九叔平时都叫我父亲为“哥二”。

    “保家你出去看看……可别说我们俩在这里。”我听卫国这么吩咐，赶紧伸手在灶边摸索火柴点亮油灯，不料守土却压低嗓子道：“别点灯。”他和卫国都不想给九叔发现。

    我摸摸索索走到灶房门边，“吱——”的一声推开了篱笆做的门，向大门走去。门外的九叔显然是听到了响声，在门外瓮声瓮气道：“睡得跟猪一样， 叫门半天了愣是不答应。要是敌人来了，你们还不被俘虏了。”

    “敌人？敌人也敢这样大叫大嚷开门？”我摸索到大门边拉开门闩。

    在我拉开门闩时，听到擂门声的父亲也赶紧披着衣服从房间出来，他一手拿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一边大声吆喝着狂吠不止的大黄狗。

    门一打开，门外的人迫不及待一拥而入。我只觉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父亲手中的煤油灯也被寒风吹灭了。不过，九叔手中的手电筒光却一直亮着，在光亮中，我看到九叔旁边站着两名邻村人，他们不时地跺着脚，两手不时地相互搓着，原来是那鸡村的两位民兵，我跟他俩彼此都认识的，他们告诉我说，今晚轮到他们到大队值班，半夜公社来了紧急通知了。大队部有一间值班室，里面有一部黑漆斑驳的手摇电话机，虽然极难打得通，但每晚大队都安排两个民兵抱着铺盖来值班，名为值班实为“守电话”，一遇紧急情况， 值班民兵就向大队干部汇报。

    “什么任务，夜操吗？”父亲小心翼翼问九叔。

    “这……不知道哩，公社武装部来电话，命令你们马上跑步到公社集合！ 至于什么任务也没说。”九叔就算在他平时尊称为“哥二”的我父亲面前， 说话时也铁青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九叔今年三十出头，他小学没毕业就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差不多是个文盲，但他成分好，因此，三十多岁了上面也没有叫他退出民兵组织，而且不仅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还是生产队农科组组长，整天除了带领生产队里的青年男女搞民兵军事训练外，还在村头池塘边没日没夜地挖坑沤制各种烂塘泥生石灰树叶牛粪便等所谓的农家肥。虽然常常弄得池塘边臭气冲天，但九叔他总是斗志昂扬，边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干活，边饱含深情地唱着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

    ……

    革命代代如潮涌

    前赴后继跟党走

    前赴后继跟党走

    砸碎万恶的旧世界

    万里江山披锦绣

    ……

    九叔虽然年过三十了，但目前还是炉前的钢钎——光杆一条，倒不是没有姑娘看得上，早几年也不时有媒人上门撮合，但有一次媒人带来一个姑娘跟九叔见面，那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加上跟陌生姑娘第一次见面，九叔窘得浑身直冒汗。僵持了半天，九叔把心一横，拿出了平日在生产队干活的劲头， 把上身衣服全脱光了，还把裤管挽起老高。那姑娘脸红了，九叔以为她也热，就一本正经地告诉她说，要是觉得闷热那你也脱了吧。吓得姑娘转身就跑了。这事传出来的版本就有所出入了，说九叔第一次与人家姑娘见面，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脱了衣服，还叫人家也脱了。从此吓得媒人不敢给九叔做媒，姑娘们也对九叔敬而远之。

    “真要上去打仗的话，喇叭应该广播吧。”手里拿着被风吹灭了的油灯的父亲，又小心翼翼问道。

    父亲的话音刚落，黑夜中村头那棵高大桉树上的高音喇叭就传来“吱吱” 的电流声。显然，生产队长张老伯也被刚才那一阵狗吠声从梦中惊醒了，他习惯打开“四用机”搜索节目，但还没到六点，还没到广播时间，大喇叭“吱吱”响了一会儿，又关掉了。

    “就我一个人吗？”我关切地问道。

    “还有守土、卫国，我们村就通知你们三人。”

    躲在灶房里的守土和卫国两人听说也有他们的份，赶紧从灶房跑出来。

    “我们还担心深更半夜的怎么找到你们两人呢，这回可好了，原来你们三人在一起吃夜宵啊，我说没进门就闻到香味了。”

    “深更半夜的你这么大声擂门干吗？你一吹哨子，全村民兵不就立马集中起来了。”守土有点不满地对九叔道。

    夜里响起哨子，对民兵来说就是命令。平时民兵夜里操练，尖厉的哨子声划破夜空，急促的脚步声在乡间小路响起，惹得全村的狗狂吠不停。

    “公社来电话通知的，还专门叮嘱不让吹哨子，要派专人上门通知到本人， 大队民兵营长临急叫了大队部十多个民兵分头摸黑到各村通知，我们两人负责通知你们村，我们还要马上赶到那鸡和那鸭两个村去通知其他人。”站在一旁的两位民兵说完就转身向村口跑去，急促的脚步声又招来由近而远的狗吠声。

    “是不是夜操？”父亲见邻村民兵走后，突然又转向九叔问道。

    “我也不知道，只说命令保家、卫国、守土三人马上跑步到公社去。”

    “命令？马上？跑步？”守土嘴一歪，不以为然道。

    “对，就是命令！马上！跑步！怎么着？这事一刻也不得耽误！公社确确实实是这么要求的！”民兵排长九叔口气十分严厉。

    “那……叔九你也去吗？”九叔是村里的民兵排长，持有一支五六式冲锋枪，不仅村里的民兵训练都是他组织的，村里的地富反坏分子也归他管制。

    “我特意问过他们了，公社没叫我去。”

    “这就怪了……叔九你是堂堂的民兵排长，上面有任务你不去，反而叫我们去，而且还命令我们马上跑步去？”守土双手一摊，表示难以理解。

    “你也不用这样阴阳怪气跟我说话，我跟你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是命令！现在，我就命令你们三人马上回家稍做准备，十分钟后在村头的禾场集合后出发。”

    就在卫国、守土他俩迈出我家大门时，我真切地看到他俩明显放慢了脚步，不时地咂着嘴，无限留恋地望着我家灶房里的碗柜。我知道，他们在想碗柜里那盆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鱼和那碟油光发亮的蒸腊肉。我强咽下口水，走到九叔面前赔着笑脸低声下气道：“叔九，我们知道了，你先走吧， 我们随后就到。”我们想支开九叔后，赶紧把那准备了大半夜的鱼和腊肉吃掉后再跑步赶去公社。

    九叔显然识破了我的小把戏，他把脸一沉，厉声道：“别啰里啰唆耽误时间了，到时要是弄出政治问题来，捆你们到公社万人大会上斗争算轻了， 如果延误军机，轻则定你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重则要你们的小命。守土、卫国，你们两个马上回家准备，跑步回去。记住了，十分钟后三人务必到禾场集合，谁敢延误军机就捆谁去斗争！”

    守土和卫国他们家在村西，他俩一跨出我家门槛，就撒开腿向家里跑去， 两人瞬间就消失在夜幕中，不过他俩急促的脚步声和喘气声却招来一路久久不能平息的狗吠声。

    “姐二，你快点起来，拿枪给我！”我因为忙了一夜，眼看到嘴的鱼肉却飞了，还被九叔横眉竖眼训了一通，心情很是不爽。九叔走后，我赶紧跑到西厢房冲着二姐的床头嚷到。

    本来，我对二姐没什么好印象，这主要是二姐平时总摆出一副关心我教育我的长辈的样子。还有一件事，也让我特别小看她。前年夏天，公社招工时生产队本来是力荐她到县氮肥厂当工人的，但公社有一名干部暗中做了手脚，让他儿子顶替了我二姐，二姐非但不找公社的人据理力争，反而还摆出一副听从组织安排的样子，说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什么“条条道路通北京”，这件事让我气得半个月都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不是夜操吗？你拿枪干什么？”刚才门外的嘈杂声早已把二姐从梦中搅醒，但她知道事情与她无关，再加上初春的午夜天寒地冻，所以她仍捂紧被子躺在床上。

    “你快点起来，别耽搁我时间。”

    “你又不是……第一持枪民兵，你拿枪干吗？”二姐翻了一个身，仍然捂着被子嘟哝着。二姐深知，第一“持枪民兵”对自己手中的钢枪有不可推卸的保护责任，任何情况下枪支都决不能丢失，哪怕用生命来保护也在所不惜。他们在关于枪的保护上面，常常会联想到万一枪支丢失了，势必会造成人头落地红旗变色，以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诸如此类严重的政治后果。

    “谁敢说我不是持枪民兵？快点起来！”

    “你是持枪民兵，可你不过是第二持枪民兵！只有第一持枪民兵牺牲后才轮到你拿枪，这是纪律，知道吗！”二姐终于嘟嘟囔囔地起床了，在床头边的桌子上摸索到火柴盒后，“咔嚓”一声把煤油灯点亮，披着外套愤愤然地教训起我来了。

    “纪律？别跟我说什么纪律！我问你，我是不是你的亲弟弟？你就忍心让自己的亲弟弟赤手空拳上战场吗？”我的话刚一出口，二姐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我趁她愣住的当儿，“噔噔噔”地爬上二姐房间的阁楼。二姐和其他武装基干民兵一样，时刻牢记公社武装部关于枪械保管的要求，每次训练结束把枪擦拭干净后，就将枪与弹分开两个地方放好。但二姐的新式步枪因为过长，无法锁进箱子里，她找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最后觉得把枪放在阁楼上是最稳妥最安全的，而随枪配送的那一弯月形的弹夹就锁在她床头那个结实厚重的木箱里。

    我爬到了楼阁上面后，借着楼下透上来的微弱灯光，很快找到枪后迅速跑下楼。二姐见我拿着枪，如梦初醒，赶紧穿着睡衣如临大敌冲到门口跟我拼命抢枪，但她近段时间没日没夜地摘桑叶喂蚕，浑身疲惫得如一条泡过热水的面条，她见抢不过我，就一边哭一边骂：“我就不给你兵码！我就不给你兵码！”

    老家人祖祖辈辈都把各种枪械的子弹叫作“兵码”，顾名思义，兵码即是“兵士之筹码”。

    我自知自己可以把枪抢到手里，但对那一匣弯月形的弹夹就毫无信心了， 毕竟，二姐把它锁在她床头那个厚重的木箱里了。

    我抢到枪后，冷笑一声，心里想，十发子弹有个屁用啊，不给我子弹拉倒，真要上前线，我就不信没子弹，若真的不发子弹，我就不信我不会向敌人手中夺。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本想唱几句歌气一气二姐， 但我心情实在不好。拿了枪就向门外冲去，二姐一边带着哭腔叫骂着，一边追出来。

    “深更半夜的，你们姐弟俩动刀动枪的干什么？”父亲刚才送九叔出门时， 顺便到大门左边的牛栏给牛们加一捆稻秸。牛马是属于生产队的，但都是分由各家各户养着，草料是生产队分的，家家户户都拿回来垛在牛栏边，冬天各家各户夜里都给牛们加草料。

    父亲给牛们添加了草料，顺便从草垛旁边抱回柴火回灶房煮早饭，平时鸡啼三遍母亲就起床煮粥，粥煮好后，一家人起来吃了上学的上学，下地的下地。前天母亲到外婆家去了，一家老小的早饭只能由父亲安排。

    “公社通知我上前线，打仗没有枪叫我怎么打？就算y 国人不用枪，个个都挺个竹签向我冲上来，我也要有个棍子挡一下吧！”我紧握着枪，在父亲面前晃了晃。

    “……这回真的要上去了？”父亲愣怔了一下，良久才问道。

    “早就应该上了。”我嘟哝道。

    “战场上的子弹可没长眼睛啊……”

    “反正报名了，现在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怕，也要去，不怕， 也要去，就算上去了要……牺牲，也要去。反正都要去。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把对二姐的怨气全都撒到父亲身上。我走至大门，沉着脸一边愤愤地说着，一边拉开门闩。

    “话是这么讲，可你得……小心……”我拉开门闩时，回头一看，灶膛里的柴火“噼噼啪啪”燃烧着，火光映在父亲脸上，父亲早已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得讲不出话来了。

    我顾不得安慰父亲，迈开腿就向门外跑去。正在这时，从爷爷的房间里传来几声“笃笃笃”的敲打声，我知道是爷爷有事叫我们。爷爷八十多岁了， 本来还能帮忙打理一些家务，但去年冬天在田头劳作时突然中风倒下，请乡间郎中用了不少药，但始终无法坐起来。家里的大人们白天都忙着下地干活， 不可能有人时时守在床前侍候他，我们就在他床边放一根棍子，他要大小便或喝水什么的，就用棍子敲打床沿。

    我和父亲应声走入爷爷的房间，爷爷早就醒过来了，躺在床上气喘吁吁的。

    “深更半夜的，保家他要去干什么？”

    “可能……要去打仗了。”父亲摸索着点亮了床头的煤油灯，低着头说。

    “喔。”爷爷听罢沉思一会儿，说，“每个人都要去吗？”

    “村里的民兵人人都报名要求上前线，可现在全村就通知保家、卫国和守土他们三人去。”

    “那怎么就通知他们三人？其他人怎么不去呢？”爷爷的声调很高。

    是啊，上个月公社武装部号召大家报名时，民兵们人人都踊跃报名，不管是配枪的武装基干民兵，还是没有配枪的普通民兵，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全都踊跃报名了。我们村有多少个民兵，就有多少个人报名要求当支前民兵。但现在却只通知我们三人。过后我才知道，当时在挑选支前民兵时， 差不多算得上是十里挑一。只要男的，不要女的，家中兄弟少于三个的也不要。当时国家基于这样的考虑，就算参战民兵万一为国捐躯了，家中也还有男嗣，不至于断了香火。

    可是，村里像我们三人这种家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兄弟的男民兵比比皆是，可为什么就选中了我们三个呢？事后，公社武装部的人告诉我，在我们村报名要求支前的四十多名民兵中，我、卫国和守土三人除了家中都有三个以上兄弟外，跟其他民兵相比，我们三人各方面条件的确略胜一筹。一是卫国和守土枪法准。去年夏天公社民兵夏季训练中，卫国和守土两人在半自动步枪射击考核中，五发子弹都打出了四十八环的好成绩。二是我文凭高，讲的普通话外人能听懂。那次射击考核，我因为视力不是太好，只打出了四十环，但公社武装部的同志说我具备一个其他民兵不具备的优势。他们说，在民兵中我是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更重要的是，我讲的普通话能让讲普通话的人听懂，这样便于跟部队首长沟通。公社武装部这样分析也有他们的道理。广西南疆一带的群众大多都讲壮话，他们讲的普通话夹杂着很浓的壮话口音，如常常把“一个营”念成“一个人”，把“开火”念成“该活”，把“口令”念成“狗令”，把“开始”念成“该死”等。民兵们除了讲普通话不标准外，文化水平也偏低，大多都是初中或小学毕业。自卫还击战后，我参加过好几次支前民兵战斗英雄代表团的英模事迹汇报，有一次，一位英模老哥在汇报时说着说着，一激动竟把“向敌人狠狠扔了十几颗手榴弹”，念成了“向敌人狼狼奶了十几颗手榴弹”，听众一愣，当反应过来后笑倒一片。可想而知， 如果支前民兵讲的普通话外人听不明白，在瞬息万变险象环生的战场上就会闹出误会甚至造成以生命为代价的损失。

    “阿爸，这是政府决定的，我们也不知道。”父亲低低地说。

    “村规族约是怎么说来着……只要遇上外族入侵，本村本族家家户户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否则，整户人家就被驱出村外，死后也不能跟列祖列宗葬在一起。现如今，人家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还要报名吗？……年轻人不去，难道要我们这些半个身子埋进黄土的老弱病残去吗？村里住的都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啊，大家世世代代都是在一个禾场上吃酒的，你们不保卫，谁来保卫？难道不要我们这个世世代代居住的村子了？依我说，你们个个都要上去……”

    “阿爸，这道理我懂。这是政府安排的，我们只能听政府的。”父亲是一个孝子，对爷爷孝敬有加。虽然他内心牵挂着我这个长子，但这个时候还安慰爷爷，“您不要担心，就算保家为国牺牲了，你还有三个孙子，他们以后还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

    “爸，你怎么这么啰里啰唆的，你跟爷爷讲这些干吗？”我禁不住制止父亲道。

    “你懂个屁！”父亲制止住我，继续对爷爷说：“就算保家牺牲了……年年三月三，也还有一大群孙子给你祭拜……”

    “你跟我讲这些干吗？你是想保家早点死吗？”家境很是困窘，加上长年抱病在身，爷爷的脾气变得很急躁，拿起棍子拼命“笃笃笃”地敲打着床沿， 用嘶哑的嗓子吼道，“打仗死人是常有的事，怕死就不要去了……我是担心， 保家上前线，会不会遇上他契公的儿女们，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刀枪相向……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爷爷还未讲完，就止不住捂着胸脯，撕心裂肺地咳嗽起来。

    爷爷所讲的那位契公，名叫阮禄平，跟爷爷同岁，家住y 国北部的谅山省禄平县境内一个叫作阮家村的村子里。阮家村距离我国的宁明县爱店镇不到二十公里。爷爷年轻时经常到边境线上的大山岩洞里扫蝙蝠粪便。边境线上两国的村村寨寨大多是山水相连，不少山峦横亘两国，连绵起伏，这些大山有迂回曲折的溶洞，一到冬天，数万只蝙蝠就飞进洞里过冬，年复一年。山洞干燥且冬暖夏凉，成群结队的蝙蝠们拉下的粪便虽然奇臭无比，但给自留地上的庄稼做肥料，肥效比什么炭氨尿素要好上十倍。因此，边境线附近一些胆子大的人，每到冬天就打着火把背着麻袋钻进山洞里，用小扫帚扫取地上和岩层上的蝙蝠粪便。

    爷爷年轻时也是胆大过人，经常独自一人去到边境线上的山洞扫蝙蝠屎， 后来认识了同样是胆大过人的y 国人阮禄平，两人相识后，觉得性情相近， 彼此相互敬重，后来，两人互拜为“老同”，因爷爷年纪长于对方，阮禄平称我爷爷为“契哥”，爷爷则称阮禄平为“契弟”。因为这一层关系，父亲那一辈分的称爷爷的“老同”阮禄平为“契叔”，我这一辈分的就称为“契公”。

    爷爷跟契公两人结交为“老同”后，两人都发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同舟共济，同心同德。“老同”有了困难，就要义不容辞伸手相助。相互拜了“老同”后，双方就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甚至是比亲兄弟还要亲，每逢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彼此都要来往。

    爷爷说，契公年轻时曾多次来过我们家，每次一踏进门槛，就径自走到堂屋祖宗牌位前，摆上随身带来的礼品，燃上一炷香，烧几沓纸钱，神情虔诚地跪在祖宗牌位前拜上三拜。

    爷爷还说，我四五岁时，契公每次来都喜欢抱着我，把我抛向空中，我就咯咯地笑个不停，契公还不时让我用手抚摸他下巴那撮山羊胡子。契公每次来我们家，都是为了购买一种名叫“氯喹”或“奎宁”的药品，那是专治疟疾的特效药。

    我还未上学时，契公带他的两个孙女阮大芳和阮小芳来我们家，后来契公回国了，他的两个孙女却在我们家住了下来。在我们家住的时间长了，大芳小芳渐渐也跟我的一些小伙伴们熟络。后来，新学期开学后，几个姐姐都上学去了，大芳小芳只好整天跟我玩，姐妹俩跟我情同手足，整天形影不离。大姐和二姐在学校里学会了一些歌曲，经常回来教我们唱歌，至今我还隐约记得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

    越南南方有个小姑娘

    家住南方小村庄

    爸爸死在敌人的子弹下

    妈妈死在敌人的刺刀上

    小小年纪失去爹娘

    美国鬼子又烧毁村庄

    姑娘擦干悲愤的眼泪

    怀着仇恨离开了家乡

    翻过多少山

    经过多少江

    游击队叔叔来帮忙

    姑娘来到了北方

    那时候，我们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每天早上醒来后，就叫上大芳小芳姐妹俩去拣天桃果。那阵子，村南边有一株天桃树，那树原先是莫姓的，后被生产队长宣布归公。这株天桃树是百年老树，树根十人合围不过，足有数丈高，一年四季都枝叶茂盛，树荫遮天，而且鲜花果实四季不断。天桃果跟小芒果差不多，但不管生或熟，吃起来都比芒果酸得多。大芳小芳姐妹俩喜欢吃这种果子，常常见她俩把捡回来的天桃果一颗颗塞进门板与门楣之间压成如一枚铜钱后，蘸些盐巴后就吃得津津有味。

    若是吃不完，大芳小芳就用玻璃瓶将它们腌制起来，但用盐腌制后天桃果奇酸无比，记得姐妹俩曾经拿来给我吃，结果我吃后常常撒尿时都哭叫着“鸡鸡痛啊！”但第二天又好了疮疤忘了疼，天没亮又去捡天桃果。天气越不好，特别是刮大风下大雨，我就越兴奋，因为刮大风下大雨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天桃果被吹落。一遇上这种恶劣天气，我早早就叫醒大芳和小芳，三人一起去拣被风吹落一地的天桃果。

    秋天，山上的野果飘香时，大芳小芳两姐妹就像两只跟屁虫般跟在我身后，我们一起上山摘稔果和番桃果吃，结果有一次，小芳吃太多半生不熟的野果后患了严重的便秘，痛得滚在地上大哭。我母亲知道后，特地找来一些蜜糖，抹在小芳肛门上，然后用小匙轻轻地刮，这才解决了小芳的便秘问题。这本是小芳自己闯的祸，但父母却责怪我，说怎么让她吃那些半生不熟的山稔果呢？吃半生不熟的山稔果最容易便秘。

    后来，我们小孩子也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大芳小芳也跟着我晒谷子收花生什么的，虽然没有工分，但她俩都喜欢参加。直到后来她们到了上学的年纪，这才回y 国去。

    我们家本来也不宽裕，但为了她姐妹俩，母亲早晚都从照见人影的稀粥里捞起半碗干饭，又搅上半匙羹香喷喷的花生油，有时还给她们打一个生鸡蛋， 馋得我们几姐弟直流口水。姐妹俩刚来时活像《包身工》里的芦柴棒，半年后竟长得白白胖胖的，活像两个洋娃娃，但我们几姐弟却越发瘦得皮包骨。

    契公来接大芳小芳姐妹俩回国时，我已经六岁多了，但我奇怪我对这事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父亲肯定地说，当时还跟邻居三公借了一只番鸭来宰了，给契公和小芳姐妹饯行。

    为什么我对带大芳小芳两姐妹到村头拾天桃和上山摘野果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却对全家为她俩回国饯行这么大一件事毫无印象？也许在我的心中， 大芳小芳并没有离开过我们家，她们姐妹俩不过是去村头拾风吹落地的天桃或上山摘野果去了。

    但不争的事实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姐妹俩了。

    她俩来我们家住的时间长了，会讲一口流利的壮话，外人压根不知道她俩是外国人。契公也多次邀请我们去他家玩，但边境管理严，加上契公家境穷，父亲从没让我们去过。

    我曾经私下悄悄问过爷爷，大芳和小芳她们没有家吗？为什么她们老是不回家而是住我们家呢？爷爷悄悄告诉我说，契公总共有六个孩子，由于他们国家连年战争，前面的三个儿子在抗击法国人的战争中牺牲了，后边的三个也在抗击美国人的战争中牺牲了。在大芳小芳两姐妹还不懂事时，她们的父母就被美军B52 轰炸机炸死了。这些年，大芳小芳还有两个弟弟都是跟你契公契婆相依为命过来的，如果风调雨顺的年景，他们一家还过得去，但这几年他们家乡洪涝不断，本来日子就很困窘，这几年都快揭不开锅了。契公没办法，只好把大芳和小芳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家虽然也穷，但多两个小女孩吃饭，就当作煮粥时多加两勺水罢了。听了爷爷这么说，我又想起大姐教我和大芳小芳唱的那首歌。爷爷还特别叮嘱我不要随便对外人说她俩是y 国人，因为擅自收留外国人在家里是违反有关规定的，若被发现，轻则被批斗，重则被抓去劳改。

    去年三月三前夕，爷爷叫父亲带了一些腊肉和几串糍粑托给一个y 国熟人，让他帮忙转交给契公，可是当那个熟人趁着夜色到了契公的家时，恰逢只有大芳小芳在家，她俩却死也不肯开门，小芳还说：“你送中国人的东西来， 我们不能开门，要是开门我们一家就犯错误了。”

    后来，从一些逃回来的难侨那里得知，小芳参加了当地公安，还做了一个小头目，整天专做袭扰甚至枪杀我国边民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她还曾经伪装成我边民潜入我国境内埋地雷和竹签，有一次还差点被我边防部队活捉。有些归国难侨还说，有一次阮小芳带两名y 国特工潜入我境内，打算炸毁我境内一座水库的堤坝，结果被民兵发现后团团包围。要不是她小时候在我们这一带翻山越岭摘山稔果熟悉地形，早就被民兵活捉了。

    现在每每提起这门亲戚，父亲就气不打一处来，骂他们忘恩负义，但爷爷却说，我看人不会错，我结拜的老同不会是那种卸磨杀驴恩将仇报的人。

    “各为其主，谁还管那么多。”父亲听爷爷的话后，愤愤道。

    “忘恩负义的东西，打死她活该！”二姐也禁不住压低嗓子狠狠地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