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血腥的代价

    茅山西，一个秘密山洞里，慕容被关押了十多天了，他一再要求面见首长，均没有下落，却接二连三的受到多人多次的盘问和审查。诸如：慕容传递的情报来源是谁提供的？为什么传递虚假情报？有哪些人知道或者接触了这个情报？慕容已经反复解释了多次，却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扰乱军心，动摇抗战统一战线。采取连续、多次、不停顿的盘问，甚至不给吃喝，最后还动用了刑具。又渴、又饿、又气、又急的慕容，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身体上，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打击。

    这一天，1940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一个熟悉的、赤山大队的教导员来到山洞前，守卫的战士上去查询一番，教导员出示了一张纸片，守卫的战士仔细的在油灯前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教导员，就打开监狱的铁门，让教导员进去。教导员在慕容的面前坐下，拿出随身携带的木盒，从里面取出三只碗，里面盛的一个是萝卜烧肉，一个是红烧鱼和一个装的烧青菜。又拿出两个酒杯，递给慕容一个拿上，自己面前摆了一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酒壶，打开瓶盖，一股香气扑鼻。教导员一边给慕容倒满，一边给自己也倒了满满的一杯说道：“何苦了，又不是敌人，承认了情报来源，你不是就没事吗？”

    “教导员，你也教育过我们，情报员一个铁的纪律，就是不该说的坚决不说。”

    “你不说，吃苦的是你自己。”

    “只要我心安。”

    “好了，就不说这些了，我来是告诉你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你送的情报被证明是真实的，gmd已经向我们皖南的部队下手了。”

    “早准备不就没事吗？”

    “迟了。”“迟呢？怎么说？”

    “部队已经按照zy的要求进行了转移，不过…”

    “不过什么？”

    “有人要逃避责任了。”

    “怎么逃避？”

    “你猜？”

    “逃跑？能跑到哪里去。”慕容警觉道：“当叛徒。”

    “怎么会当叛徒呢，别瞎想了，让知道这个情报的人住口。”

    “住口？杀人灭口！”教导员不做声。

    “你们要杀我？你在酒里下毒。”又指着教导员叫道：“你不是也喝了吗？”

    “我已经喝过了解药…不好？”教导员喊道，突然感觉到一股火辣辣的，苦涩的刺激味道，在肠胃里搅动。“教导员！”慕容见状叫喊着，连忙扑了上去，扶住欲倒的教导员。

    “解药是假的。真的狠心，他们要把我也要一起灭口。”教导员惨叫着伸出双手，扯着脖子，血淋淋的一道道手指印，此时，嘴里已经冒出白色的泡沫。慕容此时也和教导员一样，嘴里的泡沫还夹杂着血丝，眼泪随着嘴里的泡沫搅和在一起，双手伸向空中：“哈哈，天啦，小民，不甘心啊！”说完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和教导员叠加在一起，死去。

    不一会，山洞外闪出一个人来，问道“多长时间呢？”

    “一个多时辰。”

    “来人。”山洞外面又冒出两个人过来。

    “进去，把人抬出来，好好的埋了。”

    “是。”说完，他便和两个人一起跟着守卫进去，打开铁门，将已经死去的教导员和慕容抬出了山洞外面埋了。

    从慕容提供的绝密情报可以看出，只要及时采取措施，还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事变发生所引起的伤亡损失。

    此时，江南支队个别领导已经知道失去了挽救皖南新四军的机会，他们怕承担重大责任，怕引起不必要的连锁反应。只有采取灭口，防止事情暴露会对项英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项英对部队有着绝对的影响力。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叶挺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他还是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项矛盾。

    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

    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北移的决定，项英仍顾虑重重，不置可否。

    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扩大会议，决定冒险南下，绕开52和108师，迂回到天目山，再到溧阳，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方案电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按照上述方案行动。可惜，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茂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顾祝同等调动部队的初衷是：如果新四军不遵命令北移便进攻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没想到新四军出其不意走南线，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叶挺和项英错误估计“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想趁其不备急行军突进。悲剧已无可避免。

    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6日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的第四十师遭遇。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的主张，决定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已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10日，新四军总部向毛报告：“支持四个昼夜的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东南局副书记）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后，叶挺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14日，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人。

    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副官刘厚总、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喋血。

    皖南事变，只是蒋介石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不想在其他地方也制造大的事变，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才未得逞。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从来没有对中共发善心，而是一直把它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敌人。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而已，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以一个口实。

    皖南事变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至少名义上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形式上使用着统一的货币，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军事上的磨擦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一切联系。中共政权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章部分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作者：吕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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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前一天的晚上，王立业突然跑到茶馆，对小民说：“鬼子最近有异动，可能对周边武装力量的根据地进行大范围的封锁和围剿，包括赤山，赵叔会有危险！”